毛泽东怎样看待干部特殊化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工作条件、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发生明显变化。如何防止干部在执政条件下滋长官僚主义、脱离人民群众，成为党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在毛泽东看来，干部特殊化关系党的作风、党群关系和执政基础。干部掌握公共权力和组织资源，如果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就可能在住房、交通、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形成制度外便利，进而滋长高人一等的心理。特殊化一旦成为习惯，干部就会逐渐脱离群众，党群关系也会受到损害。因此，毛泽东反对特殊化，既从严格要求自己做起，也从具体问题入手加以纠治，并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克服官僚主义、老爷作风的重要办法。

　　一、从自身做起，不让领导身份成为特殊待遇的来源

　　毛泽东反对干部特殊化，首先体现在对自身和亲属关系的严格约束上。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身边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亲友请求照顾的事情。对此，毛泽东态度十分明确：不能因为私人关系破坏组织原则，不能因为亲属身份获得制度外便利。

　　1954年7月，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致信田家英，在信中列出十五人的名单，均系毛泽东外祖父家亲属，请求为他们安排工作或保送入学。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这句话并不长，却很能说明毛泽东处理亲属请求的基本态度。工作安排和升学保送涉及公共资源分配，不能因同领导干部有亲属关系而获得优先照顾。亲友有困难可以关心，涉及组织原则和公共资源的问题，必须按制度办事。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领导干部的一举一动具有示范效应。越是身居高位，越要在公私之间划清界限。如果领导干部首先让亲属享受特殊照顾，就会使人们认为制度可以因人而异，规则可以为关系让路。毛泽东所说的“人们会要说话的”，正是从群众观感和政治影响出发，对亲属求照顾问题作出的清醒判断。

　　毛泽东对子女同样严格要求。他十分警惕干部子弟中可能滋生的优越感和特权意识。1963年1月，毛泽东给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女儿李讷写信，信中说：“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秋水》出自《庄子》，其中河伯因秋水暴涨而自以为大，见到北海之后才知自身渺小。毛泽东借这一典故教育女儿，意在提醒她不要因干部家庭出身而自满，不要把父母身份当作自己的资本。所谓“不会再做河伯”，就是要破除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正确看待自己，学会谦虚自省。

　　这封信反映出毛泽东对干部子弟问题的敏锐观察。干部子弟如果长期生活在较为优越的环境中，容易把父母的职务、资历和贡献转化为自己的身份资本。毛泽东要求子女从自身做起，不沾染干部子弟的不良习气，这同他处理亲属求照顾问题的态度是一致的。领导干部的身份不能成为亲属子女获取特殊待遇的来源，也不能成为他们产生优越感的依据。

　　二、从具体问题入手，纠治干部特殊化倾向

　　毛泽东反对特殊化的态度，体现在对具体问题的敏锐反应和持续纠治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干部在工作和生活条件改善后，开始在住房、交通、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追求特殊照顾。这些问题有的表现得很直接，有的隐藏在日常生活和制度安排之中。毛泽东对这些现象始终保持警惕。

　　1950年3月，毛泽东在香山得知有领导干部为自己盖小楼后，非常生气。据有关回忆记载，毛泽东当面严厉批评说：“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我们脊梁骨骂呢!”这一批评指向非常明确。共产党干部不能利用职务和条件为自己谋取特殊享受，更不能在人民生活仍然困难的时候，把自己同群众隔离开来。领导干部如果追求优越生活，群众最先感受到的就是干部变了、作风变了，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也会由此拉开。

　　类似问题也表现在公共资源的私人化使用上。1951年12月，外交部亚洲司服务员魏宝贵致信毛泽东，反映中央机关部分干部使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就读的子女，造成公共资源浪费。毛泽东看到来信后，亲自批示：“尚昆同志查明酌办。”这件事看似只是用车问题，实质上是公共资源能否被用于私人生活的问题。公车属于公共资源，服务于公务活动，不应成为干部子女上下学的便利工具。干部子女因父母职务而享有普通群众子女没有的交通便利，就会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特殊待遇。

　　干部特殊化还延伸到子女教育领域。1952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在《关于中小学生费用负担及生活情况给中央和华北局的报告》中指出，当时干部子弟学校内部存在明显的待遇差别。不同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标准高低不一，同一学校内部又有“大灶”“中灶”之分。干部子弟进入普通学校后，也有公费生制度，补助标准还根据家长的革命历史和职务高低划分等级。报告认为，这些差别对干部子弟自身产生不良影响，也会对一般学生造成消极示范。

　　毛泽东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批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这段批示中的“贵族学校”四个字，鲜明表达了毛泽东对干部子弟特殊化教育环境的反对态度。学校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场所。如果干部子弟从小就在相对封闭、待遇优越、等级分明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就容易同普通劳动人民子女产生隔膜，也容易形成身份优越感。毛泽东主张干部子弟“与人民子弟合一”，就是要打破这种人为区隔，防止干部子女在教育领域被塑造成特殊群体。

　　医疗保健领域同样是毛泽东关注的重要方面。干部医疗保障的初衷是保证干部健康和工作需要，保障缺少边界，就会演变为生活待遇上的特殊化。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多次批评高级干部医疗保健工作中的特殊化倾向。1964年7月，卫生部党组在关于高级干部保健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毛主席在接见外宾时对中国的高干保健工作提出批评。根据这一批评，卫生部提出改进办法，其中包括取消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做法，除急重病者外，长期吃补药者一律自费;高级干部的家属，包括子女，今后也应按制度到指定医院看病，防止造成特殊。

　　1965年8月，卫生部党委关于进一步改革北京医院工作的报告中又指出，为了做到根本改革，提出彻底改变北京医院的性质，取消北京医院名称，改称东单医院，取消该院专门承担高级干部及高级干部家属医疗的任务。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关注的是干部及其家属能否在医疗资源使用上遵守制度边界。高级干部因工作需要获得必要保障，不能扩大为整个家庭的特殊待遇。家属子女长期享受特殊医疗资源，会造成干部家庭同普通群众之间的差别，也会助长特殊化心理。

　　公车接送子女、干部子弟学校、高级干部医疗保健，看似属于不同领域，背后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公共资源和制度安排能不能突破必要限度，变成干部本人及其家庭的特殊便利。毛泽东反对特殊化，正是抓住这些具体问题，防止干部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高人一等的习惯。

　　在毛泽东看来，纠治特殊化，除了批评和规定，还要使干部重新接触劳动、接触群众。干部之所以容易滋长官僚主义和老爷作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防止脱离群众的重要途径。

　　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为即将发出整风指示写的中央给各省、部党委指示信中指出，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毛泽东强调：“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这段话直接说明，毛泽东把干部参加劳动同克服特殊化倾向联系在一起。干部只有走进田间、工厂、矿山、工地，同工人农民一道劳动，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生活，感受群众疾苦，避免坐在机关里发号施令。参加劳动是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方式。通过劳动，干部可以减少高高在上的距离感，重新认识自身同群众的关系。

　　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宣传和推广干部参加劳动的典型。1963年3月，他为中央转发的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重拟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同年5月9日，他又为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下批语，指出干部参加劳动是“极端重大的问题”，要求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干部参加劳动是一项防止干部脱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和老爷作风的重要安排。

　　三、反对特殊化，实质是防止干部脱离群众

　　总体来看，毛泽东反对干部特殊化，核心指向是防止干部在执政条件下脱离群众。特殊化表面上表现为住房、用车、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优待，深层问题在于干部能否继续保持人民公仆本色，能否坚持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在毛泽东看来，特殊化首先表现为干部本人把领导身份转化为特殊享受。香山小楼事件之所以引起他的严厉批评，原因就在于这种做法同共产党干部应有的作风格格不入。干部如果在生活上追求优越，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就很坏。群众会从这些具体事情中判断干部是否还同他们站在一起，判断党是否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特殊化还会向干部子女和家属延伸。公车接送子女上学、干部子弟学校内部等级待遇、高级干部家属享受特殊医疗，都是这种延伸的表现。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他反对干部子女因父母职务享受特殊便利，反对干部子弟在教育中被人为区分为特殊群体，也反对高级干部家属突破制度边界占用医疗资源。这些问题如果不加纠正，就会使干部家庭逐渐形成特殊身份意识，也会在社会上造成不公平的观感。

　　毛泽东强调干部参加劳动，则是从更深层次上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干部长期脱离生产劳动，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和老爷作风;干部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一道劳动，才能减少同群众之间的隔膜。毛泽东所说“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正是他反对特殊化的根本落点。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反对干部特殊化，针对的是党的作风和党群关系。干部本人不能搞特殊，亲属子女不能因干部身份享受特殊便利，公共资源不能被私人生活占用，干部也不能脱离劳动和群众。防止形成脱离人民的特殊阶层，是毛泽东在执政条件下反复警醒全党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