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到底看透了什么，才发动了那场惊天动地的运动？
1966年，初夏。中南某地，一处名为“滴水洞”的深院，寂静无声。
一位老人，在这里独居了十余天。他时而展阅文件，时而长久踱步，更多的时候，是陷入深沉的思索。
那一夜，他思索良久。
他想到了千千万万在革命中牺牲的烈士。从秋收的枪声到井冈的红旗，从长征的雪山到抗日的烽火，无数的英雄儿女，用鲜血和生命，浇灌出了新中国的黎明。
难道他们牺牲的一切，就换来这样一个中国吗？
他想到广大的工农。那些曾经被从地主皮鞭下解放出来的农民，那些曾经成为工厂主人的工人，他们今天的地位，又如何？他们是真正当家作主，还是在新的“老爷”面前，重新变得唯唯诺诺？
他还想到了自己。那个在上海石库门里宣告建党的青年，那个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领袖。这条路，走对了吗？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他很不甘心。
眼前这个“新中国”，有了一些成就，但一股他无比熟悉、也无比厌恶的暮气，正在悄然滋生。官僚主义的做派，等级森严的秩序，脱离群众的倾向，以及那套正在被某些人从故纸堆和苏联的“教科书”里重新捡回来的、旨在扼杀革命活力的“条条框框”，都让他感到一种深沉的忧虑，乃至愤怒。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件事，石破天惊。这件事，或许会让他身边的许多“老战友”无法理解，甚至群起反对。这件事，或许会带来巨大的风浪与动荡。这件事，哪怕是他自己，会因此摔得粉身碎骨，他也在所不惜。
因为他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月26日，毛泽东从滴水洞出来了。在召集湖南省三级干部开会时，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
“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
01
在作出那个石破天惊的决定之前，毛主席重上了一次井冈山。
三十八年过去，故地已是“旧貌变新颜”。公路修上了，楼房盖起来了，到处是莺歌燕舞，一派欣欣向荣。
然而，透过这片繁荣的表象，他看到的，却是更深层次的“旧”东西的复活。
什么是“旧”？
封建时代的官僚等级、论资排辈是“旧”；资本主义世界里冰冷的雇佣关系、物质刺激是“旧”；修正主义苏联那套专家治厂、权威治国的“马钢宪法”模式，更是“旧”！
这些东西，在建国后的十几年里，正在以一种“新”的面目，悄然回归。
一些干部，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开始讲排场，摆架子，脱离群众，做起了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他们不再是“同志”，而成了“首长”。
一些工厂，不再依靠工人的主人翁精神，而是重新搬出了“管、卡、压”的一套，用奖金、计件工资来分化工人阶级，磨灭他们的阶级觉悟。
教育领域，大城市的子女、干部的子女，享受着最好的资源，而工农的子弟，则被排挤在外。教育，正在从无产阶级的工具，重新沦为培养精神贵族和技术官僚的温床。
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三大革命本应致力于消灭的根本性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一个思想上已经开始“生锈”的党，一个组织上已经开始“板结”的国家，一个精神上已经开始“褪色”的社会。
这就是他看到的“新颜”之下的“旧貌”。
这绝不是一个意外，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内部规律的必然体现。他早就警告过全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现在，这种危险，已经不再是理论上的推演，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02
第一次长征，敌人是明确的。
是蒋介石的百万大军，是地方上的地主豪绅，是明晃晃的机枪和屠刀。他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敌人。
而这一次，他要带领人民进行的“第二次长征”，其敌人，却无比的隐蔽，也无比的危险。
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他后来反复强调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们不是国民党，但他们正在走国民党的老路。
他们不是资本家，但他们比资本家更懂得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取一个特殊阶层的利益。
他们不是敌人，但他们身居高位，打着红旗反红旗，对革命的破坏力，比任何外部的敌人都大得多。
他们高喊着“为人民服务”，却把自己变成了人民的“主人”；他们熟读马列的词句，却用这些词句来为自己错误的、实际上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做辩护；他们以“老革命”自居，却早已丧失了任何革命的斗志，只想维护自己安逸的“官位”，保护自己以及子女们的特权。
毛主席后来一针见血地指出：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这句石破天惊的话，是他对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伟大发展，是他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命运最深刻的洞察。
当年的黄洋界，面对敌人的重重围困，尚有险可守。而今天，当堡垒从内部被攻破时，又哪里是“险处不须看”？
处处都是险处！步步都是陷阱！
对付这样的敌人，常规的办法，已经失效了。
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盘根错节的官僚体系面前，早已变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稀泥”。
自上而下的纪律整肃？斯大林的“大清洗”已经证明，这种方式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巨大的悲剧。
面对这个已经开始与人民群众产生隔阂、甚至对立的庞大官僚机器，他知道，必须用一种雷霆万钧的方式，才能将其重新激活，重新拉回到人民的轨道上来。
03
他选择的方式，是前无古人，也是迄今为止后无来者的。
那就是：发动亿万人民，自下而上地，向这个已经出现问题的党政体系，发起一场总攻击。
这就是“炮打司令部”！
这体现了他对“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原则最彻底的信仰。
他相信谁？
他不相信那些已经开始养尊处优的“大官”们，不相信那些满口“之乎者也”的知识精英，不相信那些只唯上、不唯实的官僚们。
他只相信人民，相信那些被压在最底层的、最富有革命活力的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
他要“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他要让青年学生们，去“关心国家大事”，去冲破僵化的教育制度的牢笼；他要让工厂的工人们，去“造反有理”，去夺回被技术官僚和“走资派”篡夺的管理权；他要让亿万人民群众，都拿起“四大”的武器，对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进行一场最彻底的、最大规模的监督和批判。
这是一种何等波澜壮阔的民主实践！
它远超了西方资产阶级那种每隔几年投一次票的虚伪民主。它是一种“大民主”，是一种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到国家管理和政治斗争中来的、最真实、最广泛的民主。
他就是要用这种“大民主”，来冲刷党和国家机体内的污泥浊水，来给那些官僚主义者、特权思想者、走资派们，好好地“治一治病”。
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场旨在“反修防修”的第二次长征，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04
这场“风雷动，旌旗奋”的革命，其目标，是要“打碎一个旧世界”。
这个“旧世界”，指的不仅仅是“封、资、修”的旧思想、旧文化，更指的是建国后十几年里，已经悄然形成的、一整套不适应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旧制度、旧秩序。
在教育领域，要打碎的是那种“分数挂帅”、培养“精神贵族”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代之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模式。“上山下乡”、“开门办学”，都是对这一模式的伟大探索。
在医疗领域，要打碎的是那种只为城市“老爷”服务的医疗体系。于是，我们看到了“赤脚医生”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将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送到了最广大的农民手中。
在文艺领域，要打碎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局面，让工农兵，这些真正创造历史的英雄，第一次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
在工厂管理领域，要打碎的是专家治厂、等级森严的“马钢宪法”，而要确立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鞍钢宪法”。
……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根本的目标：逐步消灭“三大差别”。
这才是“可上九天揽月”的真正含义。它不是指科技上的成就，而是指改造社会、改造人、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不断攀登的雄心壮志。
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真正的“大革命”。
05
这场革命，其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国内。
它也是一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围内，向已经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老大哥”发起的总决战。
当时的国际背景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整个国际共运陷入了巨大的思想混乱。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即鼓吹“和平过渡”、“三和一少”（对帝修反要和，对民族解放运动支援要少），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都产生了极大的市场。
社会主义的红旗，究竟还能打多久？
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覆辙？
这是摆在全世界马列毛主义者面前的、最严峻的课题。
而毛主席发动的这场革命，正是对这一课题，最响亮、最彻底的回答。
他用中国的实践向全世界宣告：阶级斗争没有熄灭！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必须继续进行下去！
这场革命，彻底划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为国际共运树立了一面反修防修的光辉旗帜，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可下五洋捉鳖”，捉的，正是“苏修”这条已经蜕化变质、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的“大鳖”！
06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这句诗，道尽了一位七十二岁高龄的革命领袖，那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与决绝。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发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将面临何等巨大的风险。
他将面对自己亲手缔造的这个党政体系中，绝大多数干部的怀疑、抵制和反抗。他将面对社会秩序的巨大动荡，甚至是他自己所说的“天下大乱”。
他晚年时曾对身边人说，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这件事，反对的人不多。另一件，就是发动这场革命，这件事，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做了。
因为在他看来，任由修正主义发展下去，让中国重回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老路，让千百万烈士的鲜血白流，让工农大众重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那将是比他个人“摔得粉碎”严重千百倍的、更大的悲剧。
他选择了“登攀”。
哪怕前路是万丈悬崖，哪怕最终的结果是失败，他也必须用自己最后的生命，去发起这一次冲锋，去进行这一场伟大的预演，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他要为那星星之火，再添上一把干柴。
跋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今天，距离那位老人重上井冈山，又过去了近一个甲子。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早已“旧貌变新颜”。但是，他当年所忧虑的那些问题，都解决了吗？
官僚主义的现象，是少了还是多了？
贫富之间的鸿沟，是窄了还是宽了？
崇洋媚外的思想，是绝迹了还是更加泛滥了？
为资本家张目的“精英”，与为劳动者发声的战士，谁的声音更响亮？
或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历史的车轮，有时会沿着曲线前进。但它终究无法摆脱其内在的规律。
那场“第二次长征”，或许在形式上已经结束，但它所提出的根本性问题——如何防止革命党变质、如何防止红色江山变色——却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课题，考验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条攀登之路，布满了荆棘与险滩。但那位老人的身影，依然像一座灯塔，矗立在远方。
他点燃的那颗火种，也从未熄灭，并终将再次燎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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