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历史遗憾，确立黄帝纪年

　

　　

　　笔者在《 应该恢复使用黄帝纪年 》一文中曾提到：

　　“新中国建立前夕，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曾广泛征集新中国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的方案，其中关于纪年，就有使用黄帝纪年的建议，在‘方案审查委员会’的讨论中，也有力主使用黄帝纪年的意见，但还是由于时代思想意识的局限(由于“新文化运动”中崇洋负面因素等的影响)，黄帝(轩辕)纪年被否定，决定使用的是西方基督教纪年和西方基督教历法，并错误地称之为‘公元’、‘公历’。中华又一次错失了使用黄帝纪年、推行正确中华纪年文明的机会，殊为可惜，遗患很大。”

　　关于当年讨论确定纪年方案的具体经过，目前只在《协商民主：中国特色政治协商制度开创纪实》一书中有些许相关内容，内称：

　　“关于纪年，大家都同意公元纪年。但有人说，民间会有其他纪年。毛泽东说:‘老百姓乐意采用其他纪年，包括采用天干地支纪年，我们也不能用法律处罚。但是，政府还是要有个决定。’黄炎培接着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意见。黄炎培还解释:‘有些人说，公元纪年以耶稣诞生开始，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基督教国家也采用公元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经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这时，毛泽东风趣地说:‘就是耶稣也不坏!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助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经过讨论，大家也同意采用公元纪年。 ”(见《协商民主：中国特色政治协商制度开创纪实》，郝在今著，金城出版社西元2014出版。)

　　上述说法，不知是有当年会议记录的原始档案为依据，还是出于某些人的“回忆”，但由于新中国确实采用了“基督教纪年”方式，可以认为应该是属实的。由此，现在看来，黄炎培的那种“解释”说辞是不足为训的，当年的讨论决定是令人遗憾的——遗憾所在，见笔者文章《 应该恢复使用黄帝纪年 》，不作赘述。

　　当年作出这样令人遗憾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

　　一，“新文化运动”的盲目崇洋负面因素，多多少少对当年的革命者产生了某些影响。

　　二，新中国成立之际百废待兴，相比较而言，采用怎样的纪年法这样的事务，似乎并不属于迫在眉睫、生死存亡之列，无暇进行更深入、更谨慎的考量。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卫生部主要领导人曾延续“民国”以来的打压甚至消灭中医的政策，这种错误，直到几年后国事稍定，才被毛泽东主席发现并重视，以一系列的反复多次的批评和行政处分进行纠正。(参看本公共号文章《 毛主席排除西化“精英”阻挠，大力支持发展中医药——《毛泽东年谱》札记之五 》、《 建国初期两个“老革命”欲消灭中医表明了什么? 》)

　　因此，现在应该说，当年可以理解的历史局限，造成了在确定纪年法方面的历史遗憾。这样的认识，不是要“事后诸葛亮”式地指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要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拨误反正，以利中华的当下和将来。 当务之急，要消除我们的纪年法方面的历史遗憾，确定使用真实的人类文明纪年法——黄帝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