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反腐靠的不是“铁腕”——由9.1万名村干部被立案说起

　　近日，中纪委通报202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01.2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115人、厅局级干部5016人、县处级干部4.1万人、乡科级干部13.7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9.1万人。

　　根据往年的通报，2024年全国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10.4万人，2023年被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书、村主任达6.1万人，2022年也是6.1万人，再往前则没有公布这个单项数字。

　　将最近四年被立案的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数量加起来就是31.7万人。

　　31.7万人是什么概念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约有行政村48.9万个，因为农村空心化问题显著，这几年一直在进行行政村合并整合，截至2025年3月，全国行政村数量减少到46.2万个。而全国的行政村中，一人担任村支书、村主任两职的比例超95%，对应担任相关职位的人员约50-55万人。村支书、村主任俨然已经成为“高危职业”。

　　这个数字一方面反映了“拍蝇不手软”的反腐成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基层腐败的泛滥程度。

　　农村基层腐败的手段其实并不高明，无外乎几种：有的是在农村开发与对外经济合作过程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有的则是直接侵占土地补偿款、惠农补贴、扶贫基金，侵占村村集体资产;还有更为普遍的现象，一些村干部以“乡贤”的面目示人，本身既是村官，又是企业家，背后甚至还是黑恶势力，利用职务便利，大发横财。

　　与那些动辄贪墨上亿的“大老虎”相比，除非在沿海发达地区，绝大部分腐败村干部的确只能算是“苍蝇”，但是，“大老虎”损害的是地区甚至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老百姓并无直接感受，而“苍蝇”们却直接损害的是当地农民的利益，腐败村干部的日常奢靡生活也直接暴露在了村民面前。可以说，村干部是不是腐败了，甚至做了哪些恶行，本地村民就算不是清清楚楚，起码也略知一二。

　　然而，如此容易被发现的农村基层腐败为什么还是如此泛滥、屡禁不止呢?原因无他，一个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为腐败的大面积发生提供了土壤，另一个是基层农民民主权力的缺失，集体经济解散以后一盘散沙的“第一知情人”无法对腐败分子形成威慑。

　　很多人至今怀念毛泽东时代的“风清气正”，而一谈到毛主席的“反腐”，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杀刘青山、张子善”。其实这是对毛主席反腐手段的一种错觉。

　　毛主席对腐败固然是深恶痛绝、零容忍，但毛主席反腐所依靠的绝不仅仅是什么“铁腕”。

　　毛主席认为，旧中国的官僚资本(国家垄断资本)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本身就是最大的制度性腐败。他在1947年指出，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垄断国家经济命脉，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不仅是经济变革，也是从根源上铲除其政权腐败的经济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的“三反”运动，暴露出新生政权的干部已经开始受到严重腐蚀。据全国统计，参加“三反”运动的县以上党政机关人员中，约120.3万人被查出有贪污行为或错误，占总数近三分之一。

　　运动揭示的问题促使毛主席认识到，必须尽快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基础，才能巩固政权，防止腐蚀，进而下定决心快速推进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消除腐败温床，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主导地位。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主席思考更为深入，他敏锐地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这里所说的“管理问题”，核心是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毛主席认为，如果管理人员“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搞“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那么工人就不会把工厂看成自己的。在这种情况下，名义上的公有制企业，实质上可能蜕变为资本主义企业。腐败的根源就从所有制本身，转向了所有制实现过程中的权力行使方式。

　　为此，毛主席一方面破除苏联的“一长制”模式，让“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农民)参加管理”;另一方面则不断尝试群众“大民主”的实践，让群众大鸣大放，主动监督干部。这些举措既让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第一次真正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又锻炼出了整整一代焦裕禄、张钦礼式的清廉干部群体。

　　对照毛主席的反腐实践，想要根治农村基层腐败现象，必须要发展壮大真正的农村集体经济，而且是村民参与管理、真正当家作主的农村集体经济，重新凝聚农村基层的社会共同体，才能对权力形成有效的监督和震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