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长征：毛主席最后的冲锋

他站在滴水洞的夜风中，望着远方沉沉的山影，如同压在他心头的一座铁塔。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山。

这是他曾经带领同志们，一寸山河一寸血地打下来的、属于人民的江山。然而今天，这座江山，正在重新变得沉重，正在重新向着人民的头顶，缓缓地压将下来。

他不是没想过退。

历史的车轮滚过来，卷走了他许多战友，许多信念，甚至人民的眼睛。但他终于明白：不是他走得太远，而是这个国家，这个他亲手缔造的党，又要退回去了。

退回到哪里去？

退回到那条官僚主义的老路上去，退回到那条少数人作威作福、多数人默默承受的老路上去，退回到那条千百万烈士用生命所诅咒和唾弃的、人剥削人的老路上去！

他想起了曾经一起在雪地里啃树皮、在火线上写遗书的同志们，他们拼死拼活，不是为了今天的纸醉金迷，不是为了官商勾结、权贵横行。

他想起了农民，那个早上五点起来种地、晚上八点还在浇水的农民，和那个刚学会拼音的工人。他们怎么办？谁来保护他们不被这个飞速旋转的“时代”甩下车？

他咬了咬牙，心里生出了一股狠劲。

他知道，即使前路是万丈火坑，他也不能绕行；即便身后是万劫不复，他也要点燃这把火把。

六月十六日，他走出滴水洞，像一个从坟墓里醒来的巨人。在湖南，他望着台下那些已被安逸生活养肥了的干部，忽然说了一句震动人心的话：

“以前我带你们爬雪山、过草地；现在，我还要带你们翻一次山。”

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一个誓言。

一个革命者，向着一个正在开始背叛革命的世界，所发起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孤独的一次冲锋。

要理解这“第二次长征”的悲壮与伟大，我们必须首先回望第一次长征。

那是一场何等艰苦卓绝的远征！

那时的敌人，是清晰的，是明确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是蒋介石匪帮那数倍于我的、围追堵截的飞机大炮；是地方军阀和地主豪绅那凶残的“还乡团”和“保安队”；是那横亘在眼前的、饥饿的雪山，是那吞噬了无数年轻生命的、死亡的草地。

正如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所分析的，那时的中国社会，其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

因此，第一次长征，其任务，就是保存革命的火种，北上抗日，去打倒这三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有形的“大山”。

那是一场在敌我矛盾极其尖锐的条件下，为了民族的生存和阶级的解放，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在那条路上，虽然充满了牺牲，但革命队伍的内部，是团结的，信念是坚定的。

每一个啃着树皮、嚼着皮带的红军战士，都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敌人，就在眼前，就在山的那一边。

然而，当革命胜利之后，当昔日的“泥腿子”们，住进了北京城之后，一种新的、更可怕的“大山”，却开始在内部，悄然隆起。

这，就是那座由“纸醉金迷、官商勾结、权贵横行”所构筑起来的、无形的“新大山”。

这，就是毛主席晚年反复警示、反复强调的、那个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这座“新大山”的制造者，不再是外部的敌人。

恰恰是党内的一部分人！是那些曾经的“革命者”！

他们的革命，随着进城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

他们打天下，就是为了坐天下。

他们脑子里想的，不再是“继续革命”，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官位”，如何为自己的子女、亲信，谋取更多的特权。

正如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当党内，出现了这样一个“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所组成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时，那么，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而言，一座新的、甚至比旧的三座大山更具压迫性的大山，就重新形成了。

因为它，顶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名义。

这，就是毛主席要带领人民，去进行“第二次长征”，所要翻越的、那座最艰难、也最险峻的“新雪山”、“新草地”。

“他们怎么办？”

这句看似朴素的自问，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与一切资产阶级政客、帝王将相之间，最根本的分水岭。

后者所考虑的，永远是“我的权力”、“我的江山”、“我的集团”的利益。而前者，在其心中，永远装着的，只有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最普通的劳动人民。

当他看到，教育的资源，正在向少数“精英”的子女倾斜时，他想到了千千万万工农的子弟，他们怎么办？

当他看到，工厂的管理，正在重新变得等级森严，工人正在从“主人翁”，重新变回被管理者时，他想到了那些刚学会拼音的工人，他们怎么办？

当他看到，农村的集体经济，有被瓦解的危险，农民有可能要重新回到“单干”的老路上去时，他想到了那个起早贪黑的农民，他们怎么办？

这，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最深刻的体现。

这，就是群众路线，这一我们党生命线的最终拷问。

列宁曾反复警告：

“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的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先锋队只有执行先进阶级的任务，并且善于领导全体群众，才能完成其任务。”

而当这个“先锋队”内部的一部分，已经不再代表“先进阶级”，反而开始代表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开始脱离甚至压迫“全体群众”时，这个党，就面临着变质的、最根本的危险。

正是出于对人民最深沉的、最不可动摇的爱与责任，他，才下定了那个决心。

他，要为人民，再“造一次反”！

哪怕这次要“反”的，是他自己亲手缔造的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

他没有声张，却早已下定决心——哪怕身败名裂，也要把那团被压下去的火苗重新点起来。

他要唤醒那些睡着的人民，他要重走一条路，一条会被骂、被挡、被背叛的路。

这是一份何等决绝、何等悲壮的觉悟！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发动这样一场“自下而上”的、向党内官僚主义开战的革命，将意味着什么。

他将面对的，不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他大部分的“老战友”、“老同志”。那些曾经与他“一起在雪地里啃树皮”的人，如今，很多已经成为了他所要“翻越”的那座“大山”的一部分。

他将不可避免地，被这些人所误解、所抵制、所背叛。

他更清楚，这样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甚至是他自己所说的“天下大乱”。而这个“乱”的最终责任，也必将由他一人来承担。

“身败名裂”，这对于一个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人民革命事业的领袖而言，是何等沉重的字眼！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点燃火把”。

因为，在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看来，个人的荣辱得失，与整个阶级的命运、整个国家的颜色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能用自己个人的“身败名裂”，去换取一次为人民“杀出一条血路”的尝试，去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一次伟大的“预演”，那么，这代价，他愿意付。

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最彻底的、最无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有些人一生只走一条路，有些人即便重来一百次，仍会选择同一条路。”

当他做出这个决定时，他，无疑是孤独的。

他的孤独，来自于，他走得太远，看得太远。

当他身边的大多数“老同志”，还沉浸在革命胜利、建国立业的喜悦之中时，他的目光，已经穿透了这片“莺歌燕舞”，看到了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看到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正在共产党内部悄然形成的、那最危险的未来。

他晚年时曾说，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另一件，就是发动了这场大革命。对前一件，赞成的人多。对后一件，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这份“赞成的人不多”，就是他孤独的根源。

他，如同一个站在时代最前沿的、最警觉的哨兵。他，已经听到了身后那千军万马的脚步声，而他身边的人，却仍在酣睡。

他，别无选择。

只能独自一人，吹响那石破天惊的号角，去“唤醒那些睡着的人民”。

他，是那个唯一还醒着的、也因此不得不“负重前行”的巨人。

那场史无前例的“第二次长征”，最终，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落下了帷幕。

老人，带着他未竟的理想，溘然长逝。

那团被他重新燃起的火焰，似乎，也很快，就被“拨乱反正”的滚滚浪潮，所熄灭了。

但是，真的熄灭了吗？

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伟大的预言，其深刻的含义，并不仅仅是指物质力量的由弱到强。

它，更是指一种革命思想、一种斗争精神的、永不磨灭的传承！

那场运动，虽然在形式上“失败”了，但它，却以一种最激烈、最深刻、最触及灵魂的方式，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播撒下了“反修防修”、“警惕党内资产阶级”、“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真正主人”的火种。

它所提出的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关于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关于特权阶级的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并没有随着运动的结束而消失。

恰恰相反，在今天，这些问题，正以一种更加尖锐、更加深刻的方式，重新摆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

那条路，从未断绝。

它，就刻印在历史的深处，它，就潜藏在人民的心中。

“四十八年过去，风烟俱散，可他依然站在那里，像山一样不动。”

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那位站在滴水洞夜风中的老人时，我们或许更能理解他那份深刻的愤怒，那份决绝的意志，和那份无边的孤独。

他，是一位拒绝在功劳簿上安享晚年的、永远的革命者。

他，是一位宁愿自己粉身碎骨，也要为人民的未来，去进行最后一次冲锋的、最彻底的战士。

那场“第二次长征”，是他一个人的长征。

但那座需要翻越的“大山”，却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他当年所立下的那个誓言，至今，仍在历史的深处，发出隆隆的回响。

它，不是一段尘封的往事。

它，是一份留给未来的、尚未完成的答卷。

它，是一声召唤，召唤着所有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去继续那场，未竟的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