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召唤大众民主
一、大众民主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必要性
大众民主,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中国政治生活中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更是政治生活的主体力量。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的群众动员,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始终强调“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并把这种依靠落实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毛泽东提出的大众民主思想,有其深厚的历史土壤: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积贫积弱,百废待兴,法治体系和制度化监督机制尚未健全,社会治理更多依赖群众的直接参与。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大众民主既是政治动员的手段,也是凝聚共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这种政治智慧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是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这一制度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同时也必须保持高度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能力,否则就会面临脱离群众、权力固化、腐败盛行的风险。正因如此,开展和发扬大众民主,不仅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更是保证党长期执政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制度必需。
二、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民主及其表现形式
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民主,主要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呈现,其表现形态极为丰富。可以从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运动来概括:
1. 土地改革运动(1946—1952)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广泛的大众民主实践之一,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动员广大农民直接参与政治和经济权利的重构,彻底打破了封建土地制度。
2. “三反”“五反”运动(1951—1952)针对党政机关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以及资本家的行贿、偷税、盗骗国家财产等行为,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实现了初期的反腐肃贪。
3. 整风运动与反右运动(1957)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群众和知识分子批评党和政府中的错误,随后进入反右阶段,虽有曲折,但初衷仍是让群众参与政治监督。
4. “四清”运动(1963—1966)通过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深入农村基层整顿干部作风,加强群众监督。
5. 文化大革命(1966—1976)虽然后来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但初期的出发点仍是发动群众反对官僚主义、防止权力脱离群众。
这些群众运动的共同特点是:
广泛动员,依靠宣传、组织、政治口号,把千千万万普通人动员起来。
直接参与:群众不仅是旁观者,而是亲身参与政治批评、权力监督、社会整顿的主体。
集中性强:短期内集中力量,形成巨大政治能量。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运动在反腐、防止官僚主义、凝聚社会共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三反五反”有效遏制了初期干部的腐败行为,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社会基础。
三、毛泽东时代大众民主的时代局限——只能依靠群众运动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民主几乎只能依靠群众运动来实现,这并非理念上的选择,而是技术与制度条件所限。
1. 信息传播与反馈机制不发达当时没有互联网,通讯主要依赖广播、报纸和会议,信息传递慢且容易被层层过滤。中央难以及时掌握基层真实情况,群众意见也难以直接上达。
2. 制度化监督体系不完善法律框架尚不成熟,监督权威和操作程序不足以形成常态化约束。群众监督更多依赖政治号召而非法律制度。
3. 反腐需要集中动员在官僚体系内部监督有限、地方保护严重的情况下,运动式反腐是突破权力固化、防止腐败的有效手段。例如“三反五反”,只有在群众大规模参与下,才能打破利益链条。因此,运动式大众民主是当时唯一现实可行的方式。它有震慑力,但也有局限性——一旦运动结束,监督力量容易衰减,权力可能再次固化。
四、新时代的信息化条件:从运动式反腐到制度性反腐进入新时代,我们的治理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大众民主不必再依赖周期性的政治运动,而可以实现制度化、常态化、数据化的运作。
1. 大数据监督财政支出、工程项目、干部履职等信息可以实时公开,群众监督有了事实依据。大数据比对可自动发现异常,减少人情干扰。
2. 区块链保障透明区块链技术可防止公共资金和行政流程被篡改,群众可实时追踪进展。
3. 网络问政与民意平台群众可以随时在线举报、反映问题,信息直达纪检或相关部门,减少中间层的阻断。
4. 法治化与制度化群众参与被纳入法律程序,形成“发现问题—调查处理—反馈公示”的闭环。法律保障群众不因监督而遭打击报复。这种条件下,毛泽东“大众监督”的思想可以被转化为“技术+制度”的常态化反腐模式,既保留群众监督的活力,又减少运动化带来的社会震荡。
五、新时代大众民主的特点与路径在新时代,大众民主不再是阶段性政治动员,而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常态化机制,具有以下新特点:
1. 制度保障下的群众参与群众监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既能保持政治热情,又能减少盲目性。
2. 技术赋能的大众监督信息化让监督更精准、更高效,实现“群众随时在场”。
3. 一党执政条件下的生命线作用作为一党执政的国家,大众民主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形式,更是防止脱离群众、保持政治清廉的生命线。
4. 线上线下结合网络监督与传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走访相结合,形成全覆盖的监督网。
5. 参与式政策制定在重大公共政策出台前,通过问卷调查、公开听证等方式吸纳民意,让政策更贴近群众需求。
六、 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民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智慧,它以群众运动为主要形式,推动了新中国的政治清明和社会进步。虽然有其局限,但其核心精神——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参与监督权力——在今天依然是我们政治制度的根本要求。
新时代的信息化条件,让我们有机会将这种精神转化为制度化、常态化、技术化的大众民主,实现从运动式反腐到制度性反腐的转变。作为一党执政的国家,我们必须始终发扬大众民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这既是历史的启示,也是时代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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