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脱离群众就是死路一条。”有些人正走在这条路上。

　　在这个神州大地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高悬庙堂，镌刻石碑，写进党章，也印在无数文件的最上方。然而，不知从哪天起，它越来越像是某些人嘴里的“口香糖”，嚼得起劲，却一点也不想咽下。它成了装饰用的花瓶，摆在桌上供人参观;它成了口号，用来挡住群众的嘴。直到我们撞上一堵硬邦邦的“墙”。一堵叫“等上级安排”的墙。一堵叫“电话坏了”的墙。这不是段子，是现实。

　　先说武汉大学。一位学生，背负着性骚扰的处分，整整几个月，像一块石头压在他头上。他上诉，他等待，他最终赢了——法院认定，他并未构成性骚扰。这本是拨云见日，昭雪还清白的时刻。可校方，居然“淡定”回应：“要等上级安排。”天啊!这年头，连“还清白”也要等批复了?原本以为，教育，是立德树人，是春风化雨;而今看来，某些地方的教育系统，竟沦为行政推责的温室，官僚主义的盆景。明明白白的法律文书，躺在眼前，却还要“看上级脸色”，这不是尊重程序，这是漠视公义。法律判了，你却说“我还不能动”，那法院是干嘛的?纸老虎?橡皮图章?还是你们眼里“下级单位”?学生的清白，成了程序夹缝中被耗尽的纸屑。这是教育吗?这是公堂换来的文山会海。

　　再说防城港那场“亮证风波”。女司机一句“你家在哪儿我都知道”，顿时让人浑身一寒。不是因为她有多嚣张，而是因为她“报出”信息的速度，比外卖小哥还快。是谁给她的权限?是谁让她拿着公职的外衣，做着权力炫耀的表演?更离谱的是后续处理。网友报警，派出所却要求——删视频!向女方道歉!啊?你不是公安?你是调解小组吗?是维稳办公室派驻的摄像头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旧社会“捕快”吗?记者打电话问处理进展，对方说：“电话坏了。”真是奇技淫巧，“坏电话”成了官僚主义的新话术。这副嘴脸，和某些单位的标准流程如出一辙：“我们了解情况中……”“目前调查进行到一半……”“我们高度重视……”可就是不处理，就是推、拖、绕、躲。

　　两件事，不是孤例。它们，是社会顽疾在表皮上冒的毒疮。一种叫权力傲慢，一种叫官僚主义。一个是“我说了算”，一个是“我说了也不算”。两种病，合起来，就是人民喊破喉咙也无人回应，问题明明白白也无人担当。你要找学校要个公正，它让你找“上级”;你要找警察要个公平，它让你“关视频”。这不是治理，这是摆烂。

　　而毛主席若在，会如何?他不会说“让上级安排”。他也不会说“电话坏了”。他会直接说：“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是脱离群众，必须坚决清除!”他不会设“踢皮球”的热线，不会搞“挂号审批”的正义。他只会问一句：“谁让学生蒙冤?谁纵容警察懒政?”他会在中南海批：“像这种不作为，枪毙也不为过。”——因为毛主席明白：人民的事，刻不容缓。

　　可是现在，有些干部，坐在椅子上不动，像温水里的青蛙，听不见民怨，看不见现实，只会“请示”“安排”“研究”。他们穿着干部制服，行着“尸位素餐”的路数。他们不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拦路虎。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让人民等安排。他们脑子里早就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全程全意甩锅推责”。

　　我们为什么要零容忍?因为这类行为，不仅是“懒”，更是“坏”。它在公信力上挖坑，让人民跌倒;它在法律上放水，让坏人横行。

　　它像瘟疫，蔓延、潜伏、腐蚀。一旦你纵容一次“等安排”，就会有十个百个干部学会如何装死。一旦你原谅一个“电话坏了”，就会有成千上万个事件被丢进垃圾堆。

　　所以，我们必须严打。要像当年延安整风一样，亮剑。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有问题就要揭出来，不揭出来不行。”不是搞花架子式的“查摆”，不是走马灯似的“学习会”，而是真刀真枪地：谁让学生蒙冤，就让谁道歉下台;谁纵容滥权，就让谁交出官帽;谁堵住民声，就让谁滚出人民队伍!

　　“为人民服务”，不是挂嘴上，是落实到“还学生清白”、回应群众诉求的每一个细节里。不该让人民跪在权力门口求一个交代。不该让正义变成“等通知”的笑话。不该让“电话坏了”成了官员集体逃避的“免死金牌”。

　　只有当我们像整风那样对付“权力傲慢”，像扫毒那样清除“官僚主义”，人民才不会怕电话永远没人接，也不会再怕那句：“你家在哪我都知道。”真正的“人民的公仆”，不是那些天天喊口号的人，而是能立即放下身段、立刻纠错、敢于担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