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钱学森,做一个有“科学家精神”的科学家!

　　——与新职工的座谈交流

　　今天，我受邀与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的新职工座谈交流，是向新职工学习非常好的机会。我要申明，由于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起来还有差距。为结识新朋友，我想谈一谈我们那一代人在曾经的峥嵘岁月里的感受、经验和教训。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各位新朋友能到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工作，除了光荣感外，还在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发展与创新的重担就要落在你们肩上了。

　　与我同辈的科学工作者们为遥感应用奋斗几十年，并光荣退休。我们有一个感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科技人员必须具备科学家精神。2019年5月，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首次完整地提出“科学家精神”的六大内涵：“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科学家精神是出成果出人才的关键。中国的空天信息创新研究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中，从来不缺乏人才，最需要的是具有“科学家精神”，才德兼备，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为科技强国奉献一生的科学家。

　　我在中科院摸爬滚打六十年，有一个信念：从初级科技人员晋升到研究员的过程，需要对理想的坚定信仰，以开阔视野刻苦研究，并完成立德树人的崇高使命。科学家精神是灵魂，决定着人们的道德、良知、品格及其思想境界、胸襟情怀。精神的自由永远高于物质的富有!党和人民会根据你的贡献付给物质报酬，而精神的自由则需要靠每个人的努力来掌控!科学家精神源泉会随着时间而源远流长。值得敬仰的科学家，其生命价值是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灵魂。我们这一代科技人员是幸福的。因为毛主‘为人民服务’，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科学家精神的光辉榜。钱学森先生即是一位典型的具有科学家精神，值得我们空天院新老职工学习的伟大科学家。想当年，我与童庆禧院士等有幸当面向钱老汇报工作时，他多次以身作则对我们的亲切教育与鼓励、他就我国的卫星遥感的发展方向、对遥感基础研究、对地理科学新概念的理论等诸多方面，都影响到我们一生奋斗进程!

　　毛主席特别喜欢钱学森，多次与钱学森探讨发展国家科技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钱学森这个人了不起，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默默地为国防现代化工作。他读懂了一些马列主义，把个人的名和利都看透了。把他的知识，无偿地献给国家和人民，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毛主席的高度评价，体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科学家的高度重视与信任。既有对钱学森个人的极高认可，也包含对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深远思考，体现了党对科学家在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定位。毛主席与钱学森的互动是政治家与科学家协同推动国家科技进步的典范。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与钱学森的科学技术见解的结合，奠定了我国“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的基础。晚年钱学森曾感慨：“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科学家的贡献不仅在于发表论文，更重要的还在于将知识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科学之路或许孤独而艰辛，每一步前行都是对未知的虔诚叩问。钱学森同志在总结 “两弹一星”的经验后，向人们坦言：“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自己坚定不移地信奉马克思主义，信奉社会主义。”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而最高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钱学森一生中有许多荣誉称号，如：“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系统工程控制论之父”等等，最能体现他重大人生价值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这一称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深情地说：“是毛主席亲手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如果丢掉了毛主席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他晚年回忆：对他影响深刻的人一共有17位，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中，包括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思想。钱学森临终时用颤抖的手，写下了14个字的警世遗言“毛泽东思想活着，中国就永远年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正是毛主席第一次(1963年)把科学实验列为人类社会三大革命实践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了长期封锁，至今还在叫嚣要与我国展开科技战!在那一穷二白的艰难环境下，发展尖端科学技术，毛主席同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一样，进行了艰辛地探索。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新中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确立了正确发展路线，对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仅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用200多年所走过的发展历程。我读《毛泽东年谱》发现，毛主席的科学家朋友最多，听科学家讲课最频繁，向科学家学习最诚恳。科学家最受党中央的关怀、毛主席通过接见、通信、请科学家开座谈等形式，留下了最高领袖尊重科学家，科学家热爱领袖的动人佳话。

　　下面，我就以我国卫星遥感的早期发展为例，谈一下毛主席和钱学森所起到的开创性、奠基性作用。

　　1954年9月底，毛主席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其中包括“航空摄影测绘技术”。中科院地理所(即遥感所前身)按照这个协定，在陈述彭院士指导下，由郑威和陈正宜负责组建了我国第一个“航空相片综合利用研究组”开拓了从空间观测地球的新领域。后来，在北京密云县南邵公社建成了我国第一个“航空相片综合利用野外试验站”站长是林恒章。这几位先后都晋升为晋研究员。

　　1956年1月是开创我国现代科技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毛主席、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组织了六百多名专家参与编制了中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一批新兴的尖端科学技术被列入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对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科学与远距离操纵等四项采取了紧急发展措施。为了执行这一《纲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地理所名誉所长)向苏方争取了两位专家来华讲学，在地理所(南京)开办了“航空相片判读与制图技术”培训班。参加的学员后来都成为了我国航空卫星遥感应用的领军人物。

　　竺可桢副院长亲自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后，应苏联科学院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观测。竺可桢、钱学森、赵九章联名向党中央建议开展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研制。得到毛主席的首肯，同年12月，在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提出：“再过十年八年，卫星、火箭(我们)都可以造。”1958年5月17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召开时毛主席明确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吹响了中国人民进军太空的号角。成立了国家专门机构，开展了“两弹一星”的研制。1960年7月，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号召“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1963年又指示对激光研究“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

　　1960年4月1日，世界上发射了第一颗气象卫星。为了应用，地理所组建了辐射气候研究组，率先为卫星气象学做出了开创性工作。童庆禧、田国良等是其最早研究成员。钱育华被派往专门学习地物光盘测定。竺可桢先生发表论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1963年8月)。毛主席看到这篇论文后，约见竺可桢、李四光和钱学森三位科学家，提出指示，对增加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进行科学探讨。

　　1963年9月毛主席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批语提醒;“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况，挨打是不可能避免的”。

　　1965 年1 月，我国自力更生发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1967年1月，又实施了代号为“671”的航天工程。我所崔伟宏带头参与了其中的“人造卫星工程系列地图”的研制，为空中飞行器的导航系统提供技术支撑。紧接着由陈正宜、林恒章带队，对一批“国防三线建设”等重大工程选址，进行航空调查评估。

　　1969年5月由阎守邕牵头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应用研究组。经过独立自主利用简陋器材，于1970年4月成功地研制出能接收清晰气象卫星云图的设备。竺可桢先生参观后，立即在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相关研究所推广，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1970年4月24日，以钱学森为首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自行研制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受这两件人造卫星重大事件的鼓舞，我院首次将“从宇宙空间研究地球”列为地学科学研究的新方向，写入了科技发展长远规划。

　　1972年7月，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地球资源技术卫星”。我国《参考消息》报道时，不知“Remote Sensing”怎么翻译?请我们卫星组的闫守邕等翻译为中文的“遥感”，创造了“遥感”这一中文科技新名词，并首次在正式文章中发表。从此，“遥感”开始普及到全国。闫守邕接着编译了《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及其应用》一书推动了我国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应用的发展。当时，美国的地球资源卫星图像数据是对中国封锁的。闫守邕通过第三方，最早引进了地球资源卫星影像。为了充分利用，1972年7月，我们筹建了我国第一个“航空卫星像片判读应用研究室。” 但是，研究室建成不久，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院的卫星应用项目被暂缓执行，航空卫星像片判读应用研究室也面临解散。于是，王长耀、闫守邕、魏成阶联名向中国科学院领导写信反映：地球资源卫星应用的重要意义及遭遇的困难。其中，列举了地球资源卫星图像中，有多处湖泊的位置形状与已出版的地图有很大差异的典型例子。毛主席通过《内部参考》看到后，批示：“卫星项目不能下马”，“反映的困难由中国科学院解决。”当时，周总理驻中科院联络员刘西尧等同志极为重视。认为“卫星应用大有可为”。对“卫星对地观测技术”表示了高度关注，并作出了要自行研制地球资源卫星及其设备的重大决策，委托地理所率先完成我国“关于地球资源卫星的调研”。接受委托，我们马上组成了由陈述彭任科学顾问，魏成阶任组长，童庆禧任副组长，共有13人参加的“中国科学院地球资源卫星应用调研组”，分为地球资源卫星国外资料组：童庆禧、闫守邕、明世乾、龚家龙。国内调查组：田国良、魏成阶、王长耀、钱育华、曾明渲、励惠国、刘玉凯、苗曼倩等。经过一年多对全国60多家应用单位的调研和对国外资料的查询整理，调研组于1974年2月27日完成了《关于研制和发射我国地球资源卫星及其开展地面试验工作的意见》的调研报告，汇报给中国科学院。报告内容包括：

　　(1)中国科学院委托地理所调研地球资源卫星总报告——关于研制和发射我国地球资源卫星的建议及其开展地面试验工作的规划意见。

　　(2)关于研制和发射我国地球资源卫星及其所需研制的仪器设备。

　　(3)开展“关于开展遥感研究工作意见”及其1975年遥感研究工作的经费要求。

　　该报告由中国科学院上报到国家层面，被采用。1974年4月5日，国家计委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郁文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了希望把中国科学院搞的地球资源卫星研究项目列入国家计划。郁文秘书长命令地理所负责人左大康和我，将《中国科学院研制我国地球资源卫星的调研报告》紧急送到会场，分发给会议代表审议通过。

　　1975年2月，郁文等中国科学院领导感到“研制和发射我国地球资源卫星”是一项尖端系统工程，需要组织有关力量联合攻关。决定抽调10个研究所的30位科技人员，组成了我国“两科地球资源卫星调研组”(此时中央已决定将中国科学院与国家科委合并，对外统称“两科”)，对一些关键技术设备进行专家论证。童庆禧、魏成阶、闫守邕、王长耀等参加了“两科地球资源卫星调研组。

　　1975年4月24日，中国科学院邀请国防科委等14家有关部委、局负责人，介绍了关于研制中国地球资源卫星规划设想。同年5月4日，钱学森亲临科学院听取汇报。由童庆禧、魏成阶分别详细汇报了研制我国地球资源卫星及其需求情况。钱学森听完汇报后发表了重要意见和建议。后来这些重要意见和建议都成为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发展卫星遥感科学技术的战略设想。

　　钱学森在会上着重讲述了当时我国有关卫星制造、卫星测控、卫星运载和卫星载荷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和展望。特别指出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建议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的优势，从对地观测的基础抓起。这个基础就是“遥感技术”。没有遥感就没有卫星的眼睛。而遥感又涉及可见、红外、微波等传感器系统以及地物光谱的测量等。钱学森强调指出：中国科学院要像1956年抓12年科技规划采取四项紧急措施那样，摆在重要的位置来抓。只要把遥感技术搞上去了，地球资源卫星研制也就水到渠成了。钱学森同时建议，要利用好当前美国地球资源卫星的数据资源，使其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还将自己收集保存的关于“美国地球资源卫星”的资料转送给我们。并分别于1975年7月5日、7月8日再次就我国发展卫星遥感技术，进一步提出了较详细的战略性、方向性的建议。

　　当钱学森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来自地理所的之后，特别利用他的系统工程控制论对地理科学的新概念及其与他所提出的科学体系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证。他告诉我们，现代科学体系是一个开放、动态的分类框架，将人类认知的学问划分为11大部门，其中包括地理科学。他的这一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强调各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与整体性。包括：(1)地理科学体系的地位是与星系系统、社会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并列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2)地理信息科学的核心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3)地理系统工程主要的目标是通过地理遥感信息模型的研究对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对象：(4)理论地理科学的重点是建立开放的复杂巨地理系统的理论，探索地理类比的广义相似理论、一般地理复杂模型理论与地理数学，并应用于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和区域地理系统工程研究;(5)地理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倡“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6)地理工作者应树立“地理哲学”思想，作为地理科学的哲学概括;(7)阐明地理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助力实现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利用与节约，促进可持续发展。

　　同志们!以上这些理论,是钱学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出的，至今对我们的空天信息创新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1975年10月，当中国科学院的卫星遥感等一批尖端科技项目，有可能再次被“整顿”下马时，是毛主席亲自过问，保留了这批项目。当时的中科院负责人胡耀邦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将地球资源卫星研制再次列入中科院长远发展规划，并向中央做了报告。其中提到“遥感技术带动气象、海洋、天文、地质、资源和军事侦察技术”“ (中科院)于1985年成功发射了地球资源卫星。”

　　1975年11月26日，我国利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尖兵一号”卫星。11月29日成功回收。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带有特殊任务的返回式卫星，所回收的信息资料，根据钱学森提议，我随陈述彭院士到有关单位参加了判读分析。

　　1976年初，陈述彭院士建议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国内第一个地球资源卫星及其应用的考察团，赴墨西哥考察。考察团由上海技术物理所匡定波院士带队，地理所童庆禧院士和我参加。我们突破了美国对我国的技术封锁，用了一个月到实地考察，掌握了地球资源卫星及其应用的初步情况。

　　考察回国后首次将卫星资料应用于大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分析。1976年7月28日，唐山市发生7.8级大地震。经中央批准，科学院联合国家地震局、国家测绘局经中央批准进行了“唐山大地震应急航空摄影调查”会战。我参加指挥部领导小组进行总体方案设计。利用地球资源卫星像片镶嵌成《京津唐渤张地区卫星影像图》，编制了《京津唐渤张地区断裂构造图》和《京津唐渤张地区活动断裂构造分析图》，附相应的技术报告。报告结果在《中国科学院院刊》上发布后，新华社通过“内参”报道了“科学院通过卫星分析了唐山地震发生的背景原因”。华国锋同志通知我院：“毛主席要调阅这一科技成果”。我们把分析报告的简要版打印成大字体，连同各种图件，由陈述彭、魏成阶送到了人民大会堂。中央办公厅主任听取我们的汇报，并归纳成几点结论，呈送给重病中的毛主席。

　　有过毛主席对卫星遥感的两次批示，1976年10月在中科院设立了卫星遥感总体部，挂靠在地理所。1979年年底，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这一综合性研究机构。它的建立引领了我国卫星遥感应用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研究成果进入世界前列。

　　此后，遥感所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从“六五”到“十二五”连续7个五年计划中，有关遥感技术及其应用的科技攻关、科技支撑项目等。遥感所先后承担建立了第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即联合国援助的中国国家遥感中心研究发展部;构建了我国第一个遥感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第一个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个卫星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等。主持并主要承担了第一个遥感国家重大科学基金项目“遥感信息传输及成像机理研究”;第一个遥感攀登计划项目“地表能量交换的遥感定量研究”;第一个遥感973项目“陆表生态环境要素主被动遥感协同反演理论与方法”;第一个遥感国家重点基金项目“地物结构特征与地物方向谱之间关系几何光学模型”;同时主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地面应用系统的建立;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第一届遥感国际讨论会。如第一届全球雷达遥感与应用研讨会、第一届多角度遥感研讨会、第一届数字地球国际会议等;主持实施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性《腾冲航空遥感试验(1978-1980年)》;主持我国第一个能源遥感实验项目《雅砻江二滩水力开发可行性若干问题综合研究》;主持我国第一个城市环境遥感实验项目《津渤环境遥感监测及应用》;1980年3月，阎守邕、童庆禧编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遥感专著《地球资源技术卫星》，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幅全国黑白卫星影像图(1975年)和第一幅彩色卫星影像系列图集(1984年);培养了我国第一批遥感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后来，我们党的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对我们的工作作过批示鼓励，由于时间所限，只能找机会细说了。

　　作为当事人的我们深刻体会到：党是那么关心我国卫星遥感科技事业的发展，是那么爱护年轻的科技人员。我们一定要把科技人才培养当成为发展科技事业的决定性因素。特别要培养又红又专的年轻科技人才。要让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让他们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环境中成长。

　　习近平同志2013年7月17日考察中国科学院时的讲话，立足全球科技竞争格局，深刻阐释了科技创新的战略意义，并对科学院的科技工作者提出明确要求。具体体现在四个率先上：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习总书记还特别勉励青年科技工作者：“生逢其时、责任重大”，需要坚持理想与脚踏实地并重，勤学善思、勇于突破，将个人理想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

　　回想当年，1972年我们筹建我国第一个卫星应用研究室时，只有35人。1979年建成遥感应用研究所，发展到500多人。2019年三单位合并成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时，有职工四千余人。其中有国家和科学院重点实验室21个，博士后流动站4个。一级和二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点20个，在读研究生约2000人。成为我国光电工程、航天航空及其卫星遥感应用等领域的，兼具总体管理与技术职能的国家级重大科学研究单位。历史早已证明，中国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能有如今的成就，不是一代人的功绩，而是几代人接力探索的结果。在这个欢迎新同志的会场，我十分激动，临时作了一首《迎新曲》，献给各位：

　　《迎新曲》

　　(2025.7.16)

　　空天信息聚英才，

　　满座新朋拂面来。

　　薪火相传科学路，

　　星火为证赤心开。

　　求真已铸千秋志，

　　务实新筑九鼎台。

　　待到雄文铺锦绣，

　　共绘星河绽风采!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