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妮·马克思：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的一生

　　【WorldCommunistParties编者按】

　　2023年3月9日，为了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英国共产党(马列)官网发表了题为《燕妮·马克思：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的一生》的文章，并向这位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做出了重要但常常被忽视的贡献的女性致敬。

　　燕妮·马克思：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的一生

　　值此国际劳动妇女节之际，我们特此发表此文，致敬燕妮·马克思(Jenny Marx)。这位女性的巨大价值几乎被忽视，因为她被丈夫的光芒所掩盖。

　　早年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Jenny von Westphalen)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都生长于普鲁士小镇特里尔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家庭。特里尔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小城。燕妮的父亲是政府官员，而马克思的父亲则是一位成功的律师。

　　燕妮和马克思年龄相仿，都是当地精英俱乐部的成员，都深谙法国高雅文化，对文学、哲学和政治议题充满兴趣。燕妮比马克思大四岁，曾是马克思姐姐的挚友。

　　在这种学习氛围中长大，燕妮和马克思形成了强烈的求知欲，也不可避免地开始认真思考当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贫困及其应对措施。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他们的思想碰撞，并成为了彼此不可或缺的伙伴。

　　在燕妮24岁，马克思20岁时，两人订婚。他们的婚期被推迟，因为马克思预计会在柏林大学完成博士学位(他23岁就毕业了)并找到一份工作，以便维持燕妮惯常的生活方式——这本身就很困难，因为马克思当时因反对普鲁士君主专制而遭到排挤。

　　然而，1842年5月，马克思获得了一份薪水优厚的职位，担任由一位富商创办的新政治杂志《莱茵报》的首席记者。他的前途似乎得到了保障。一年后的1843年6月，也就是订婚五年后，两人结婚了。

　　《莱茵报》

　　这本杂志在科隆出版，当时科隆是普鲁士最进步的城市。

　　根据玛丽·加布里埃尔(Mary Gabriel)所著的马克思家族详尽传记：“马克思(为杂志)调查‘实际问题’时，似乎并不担心他的文章批评了许多读者拥护的体制，也并不担心他的写作可能会让他失去股东的支持。事实上，随着马克思作为一名记者的迅速成熟，这份报纸也变得更加激进。”

　　“《莱茵报》对莱茵兰议会和柏林政府的报道毫不留情，其事实陈述(正如其编辑们所见)一丝不苟，分析深入，语气嘲讽。它以一种大胆新颖的口吻面向普鲁士的知识阶层，第一年订阅量就从400份增长到3500份。”

　　不出所料，不久之后，这本杂志就因政府的审查而停刊。这让马克思一家陷入了经济困境，因为他们家里几乎没有积蓄了。到他们结婚时，他们的父亲都已去世，家里也失去了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的母亲也无力提供太多的帮助，不过燕妮的某个叔叔偶尔可能会给他们一些微薄的帮助。

　　他们毫不畏惧，仍然充满信心，相信马克思的才智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事实上，很快，另一本计划出版的杂志《德法年鉴》就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份工作，该杂志将设在巴黎，远离审查机构的干扰，薪水也很优厚。不幸的是，由于1844年出版的第一期销量不佳，这家报纸最终停刊，没有再出版第二期。

　　1844年5月1日，燕妮在法国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燕妮琴(Jennychen)。但很快，她就决定返回特里尔，寻求母亲的帮助来照顾孩子。她将与马克思分离几个月。

　　《前进报》

　　与此同时，马克思再次短暂失业。然而，他利用这段时间学习经济学，并融入革命圈子，第一次确信共产主义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必要条件。

　　当他找到下一份工作——为由德国难民创办的进步杂志《前进报》撰稿时，他的政治思想已经成熟，并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家。他为该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并在杂志上匿名发表了燕妮撰写的一封信。

　　这封信写于1844年8月，讲述了一位绝望的贫困男子试图暗杀普鲁士国王的故事，信的结尾写道：“这个一直受到饿死威胁的人徒劳地在柏林行乞了三天——所以才发现社会谋杀!如果开始出事，就从这里开始出事——这是最敏感的地方，也是德国人伤心的地方。”

　　不久之后，燕妮带着孩子从特里尔回来，还带回了海伦·德穆特——一位由她母亲安排的年轻奶妈兼家政服务人员。在为《前进报》工作期间，马克思结识了一位来自曼彻斯特的年轻撰稿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1845年两人合作出版《神圣家族》开始，恩格斯便成为马克思的终身合作伙伴。

　　布鲁塞尔

　　但普鲁士政府向巴黎当局施压，要求关闭《前进报》。1845年1月，马克思和该杂志的其他德籍员工被勒令离开法国。马克思和燕妮定居布鲁塞尔，并在那里撰写了《共产党宣言》。三年后，该宣言由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出版(1848年2月)。

　　然而，如果没有燕妮的支持，马克思的才华恐怕难以面世：她辨认了马克思那出了名难以辨认的笔迹，并为他的出版准备了材料，尤其是同样在1845年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成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燕妮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积极参与讨论。她成为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同盟的前身)的首位成员，并积极参与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的德国工人联盟。

　　1848年欧洲革命

　　1848年，欧洲动荡不安，饥饿的农民放弃田地，涌入城市，希望找到工作，但大多徒劳无功。欧洲多个国家爆发起义，始于法国，蔓延至比利时、奥地利和德国的几个邦国——各国的警察和政府特工都在努力扑灭战火。

　　马克思在比利时获得了庇护，但条件是他不得参与政治活动。然而，他不仅在同年2月与他人共同撰写了极具煽动性的《共产党宣言》，还积极参与实际的革命活动，包括用仅剩的钱财为起义者购买武器。这显然违反了居留条件。1848年，马克思一家被比利时驱逐出境，他们先是被捕，然后入狱数小时。

　　尽管他们在返回法国时受到欢迎，但很快他们便不得不迁往德国。当时，德国多个城市爆发起义，其中一些起义迫使地方政府做出了民主让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隆创办了《新莱茵报》，创刊于1848年5月31日。这份日报占据了马克思的全部时间，并对起义给予了强烈支持，共发行了301期。但在莱茵兰地区的叛乱被平息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撤销了所有从被迫做出的民主改革，马克思收到了驱逐令——他把这封驱逐令刊登在了最后一期用红墨印刷的报纸上。

　　燕妮去了特里尔的母亲那里，而马克思在德国短暂逗留后前往巴黎——不久后他又被驱逐出境。

　　抵达英国

　　马克思一家无论走到哪里都被驱逐，最终于1849年8月启程前往英国。

　　在逗留的头三年，他们不得不忍受赤贫的煎熬。这种贫困充斥着当铺、讨债人和法警;必要时，他们不得不向朋友乞求帮助，以度过最艰难的时期——例如，为一个连婴儿床都无力购买、最终夭折的婴儿筹钱置办一口小棺材。

　　在这段极度贫困的时期，燕妮和马克思都饱受苦难，他们的七个孩子中有四个夭折。如果环境条件稍好，这些孩子或许还能活下来，但燕妮从未将他们的不幸归咎于马克思。她深知“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所有压力，都只是我们的观点即将取得更加彻底的胜利的标志”。

　　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场胜利需要多久才能到来。尽管处境艰难，她后来却将抄写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出版于1852年)的那段时光描述为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

　　每当马克思一家有一点钱，主要是来自家人的小额遗产时，他们就慷慨解囊。即使他们被困在苏豪区迪安街一间小公寓的两间房间里，食物匮乏，他们的家也总是敞开大门，帮助其他难民。公寓里凌乱不堪，满是灰尘，但据说他们交谈得非常愉快，燕妮和她的丈夫一样兴高采烈。

　　改善经济状况

　　恩格斯回到了父亲在曼彻斯特的工厂工作，并给马克思一家提供了一些经济援助。然而，马克思最终在1852年获得了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行量20万份)撰稿的机会，最初稿费为每篇文章1英镑，后来涨到了2英镑。

　　这对马克思一家是救命稻草。起初，恩格斯负责撰写文章，后来他负责将马克思的德文稿件译成英文;最终，马克思对自己的英语水平有了信心，决定用英语独自撰写文章。燕妮则负责准备手稿以供出版。所有稿费都归马克思所有，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燕妮的母亲于1856年去世，燕妮从母亲的遗产中分得一份，使全家得以搬离伦敦苏豪区肮脏的街道，搬到空气更清新的哈弗斯托克山，在那里租了一幢小房子。

　　1860年恩格斯的父亲去世后，他给予了马克思一家更多的经济帮助。但1861年之后，他们又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随着美国内战的爆发，《纽约每日论坛报》停刊。与此同时，恩格斯家族在曼彻斯特的生意因棉花短缺而陷入停滞，从而削弱了恩格斯救助马克思一家的能力。

　　当时，马克思试图寻找一份铁路职员的工作，但因其字迹潦草而被拒绝。失业的马克思得以夜以继日地创作《资本论》。

　　1863年，马克思的母亲去世。凭借母亲的遗产以及一位老战友的慷慨遗赠，马克思一家得以在哈弗斯托克山地区购置一处更大的房产，过着优渥的生活——直到最终资金耗尽。

　　《资本论》出版

　　1869年，恩格斯以高价出售了自己在家族企业中的股份，为马克思一家提供了一笔不小的养老金，并支付了他们所有的医疗费用，而他自己也终于能够将全部时间投入到写作和政治工作中。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人们都寄予厚望，希望它能畅销，为马克思一家带来丰厚的收入，并帮助他们偿还巨额债务。然而，这本书最初却被人们忽视了。燕妮为丈夫感到义愤填膺，在1867年12月24日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她写道：

　　“请您相信我，恐怕没有一本书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我大概可以就此写一部秘史，它将揭示出很多、多到无限的暗自的操心、忧虑和苦恼。如果工人们知道，为了完成这部只是为了他们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写的著作，曾经不得不作出多大的牺牲，那末他们大概就会表现出更多的关心。”

　　巴黎公社

　　1871年是巴黎公社成立及其失败的一年。难民从法国涌入英国，马克思一家向许多绝望的人们敞开了家门。燕妮的女婿、劳拉的丈夫保罗·拉法格指出，对燕妮来说，“社会地位并不存在;她在家里和餐桌上款待劳动人民，就像招待伯爵或王子一样。”

　　她自己也曾写道：“在所有这些斗争中，我们女性承受着更艰难的部分，因为这是更不被看见的部分。男人的力量源于与外部世界的斗争，而敌人的出现，无论他们人数多少，都会鼓舞人心。而我们却依然待在家里，缝补袜子。这并不能消除忧虑，日常的琐碎痛苦会缓慢而持续地侵蚀着我们面对生活的勇气。我是根据三十年的经验说的。”

　　与此同时，马克思致力于撰写分析公社的著名小册子《法兰西内战》。

　　“《法兰西内战》卖出成千上万本，两个月内出了三版，被翻译为各种欧洲语言，是马克思到这时为止最为成功的著作，比他关于普法战争的演说还要成功。有早期马克思传记作家称：巴黎公社以前，国际工人协会法国会员中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这个名字，更不要说普通人;在伦敦，他的名字基本上无人知晓。但在公社后，马克思已经为世界所知：公社的邪恶缔造者，革命之父。”(原文出自《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编者注)

　　生命的终结

　　燕妮于1881年12月2日因肝癌去世。但就在离世前几天，当她躺在床上时欣喜地发现，丈夫最伟大的著作《资本论》终于被人们注意到了。

　　一本名为《现代思想领袖》的新月刊上发表过评论。一位名叫贝尔福特·巴克斯(Belfort Bax)的年轻人在文中写道，这本书“体现了一种经济学学说的形成，其革命性和广泛影响堪比天文学中的哥白尼体系，或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定律”。

　　燕妮觉得自己的一生终于得到了证明。然而，马克思却因燕妮的离世悲痛欲绝。恩格斯评论说，燕妮去世时，“摩尔人(他给马克思起的绰号)也死了”。

　　由于马克思病得很重，他无法参加在海格特公墓举行的燕妮的葬礼。恩格斯代替他出席，并在葬礼上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悼词。他简要概述了她的人生轨迹，并总结道：

　　“她以如此明确的批判的智慧、如此的政治才干、如此热情而坚强的性格和自我牺牲精神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所不知道的，报刊上也没有登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会由于再也听不到她的既大胆又合理的建议，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建议，而经常感到不足。

　　我没有必要来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说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我们正是在这里，肃立在她的墓前，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证实她怀着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信念度过自己的一生，而且怀着这个信念与世长辞。她没有惧怕死亡。她知道总会有这样一天，她的肉体和精神都要回到生育她的大自然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