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毛主席站上讲台，面向数千师生，作了一场即兴讲话。他谈到了两位中国古代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墨子。他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他还以禹王为例说，禹王既做官也耕田，“手上磨起了泡”，而“孔子虽然是圣人，就是不耕地也不会生产。”他问大家：“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

　　毛主席把墨子抬到孔子之上，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就在此前不久，他刚读了《墨子的哲学思想》，高兴地给作者回信说：“《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并建议将论文题目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

　　赫拉克利特是谁?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列宁誉其为“辩证法的奠基人”。毛主席将墨子这位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与这位西方哲学的奠基人相提并论，这个评价可以说相当高了。问题来了：毛主席为什么偏偏看中了墨子，而对孔子颇有保留?

　　一、劳动者vs统治者：谁站在人民一边?

　　毛主席在给孔子的定位上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孔子所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1919年，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就直白地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对孔子轻视劳动的态度，毛主席尤其不认同。《论语·子路篇》记载，樊迟向孔子请教种庄稼，孔子答：“吾不如老农。”又问种菜，答：“吾不如老圃。”等樊迟出去后，孔子说了一句让毛主席极为反感的话：“小人哉，樊须也!”毛主席后来批评说：“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

　　对比之下，墨子的形象就完全不同了。毛主席读《二十四史》时批注：“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椅子。”墨子出身“鄙人”“贱人”，自幼躬耕于农、亲操于工。他精于木工器械，能做木鸢，善造车辖，技术之高超，连公输般都自愧不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墨子为木鸢”，弟子称赞“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这种亲手创造物质财富的亲身体验，与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劳动光荣、艰苦奋斗精神高度契合。

　　更为关键的是思想内核的契合。墨子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劳动是人的本质。毛主席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将其与马克思主义“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核心原则相贯通。换句话说，墨子是“劳动者的圣人”，墨家是“劳动者的学派”——这一身份标签，在毛主席的价值天平上，分量极其重要。

　　二、辩证法vs形而上学：哲学深度的“厚此薄彼”

　　除了劳动者的身份，毛主席在哲学高度上对墨子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墨子的哲学比孔子更接近辩证唯物主义。

　　毛主席在给上述作者的信中，对《墨经》的辩证思维作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墨家所谓“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意思一致，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但他特别强调，不能因此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两而无偏’……说法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

　　这段话绝非随意的点评，而是毛主席对《墨经》辩证思维的深度发掘。他从中看到，墨家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对立统一的朴素认识——任何事物都包含着不同方面的质，关键在于抓住主要矛盾。这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核高度一致。

　　孔子虽然有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但在毛主席看来，其哲学体系的主干终究是“形而上学”的。他在肯定孔子“有过人的长处”，有“辩证法的许多因素”的同时，明确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才有辩证法。换句话说，孔子的哲学骨子里是保守的、维护既成秩序的，而墨子的哲学基调则更接近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

　　三、救世精神vs礼教秩序：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墨子的“摩顶放踵”精神，深深打动了青年时期的毛主席。《孟子·尽心上》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就算把自己从头到脚磨成粉末也在所不惜。

　　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就写道：“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这里的“断腕”之说，正出自《墨子·大取》：“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毛主席将墨子的献身精神与救国救民的时代使命紧密结合，铸就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底色。

　　在战争问题上，墨子的思想也与毛主席的人民战争观产生了跨时空呼应。墨子将战争区分为“诛”(正义战争)和“攻”(非正义战争)，前者是为“诛无道”而进行的，如“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后者则是“强凌弱，众暴寡”的侵略行为。他主张“非攻”的同时积极提倡“救守”——支持被侵略国家进行正义的防御作战，历史上著名的“止楚攻宋”就是典型。毛主席对战争的立场同样明确：“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两者何其相似!

　　结语

　　毛主席在抗大演讲中之所以赞墨抑孔，很大程度上是将这场讨论引向了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激增至四万余人，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他引用既做官又耕田的禹王和亲身劳动实践的墨子，正是要扭转旧社会知识分子好逸恶劳、轻视工农的陋习，用实际行动落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在毛主席看来，孔子是“统治者的圣人”，墨子是“劳动者的圣人”。而共产党的天下，终究是靠劳动者打下来的。

　　参考文献：

　　[1]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邓力群主编，《文化巨人毛泽东》，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

　　[2]《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话记录稿介绍》，《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2期。

　　[3]毛泽东：《1939年毛泽东致陈伯达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毛泽东：《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5]毛泽东：《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21日。

　　[6]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 1912-1920》，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

　　[7]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