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自9月1日起，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

　　就是说，不管是用人单位选择规避，还是劳动者主动弃保，都是不被允许的。

　　根据司法解释，我国社保是“现收现付”制，如果当年的支出大于收入，就会引发养老金支付的困难，近年政府从国有资本中划拨了一部分充实到社保基金中来，每年财政也会补贴社保基金，养老金得以正常发放。

　　但随着经济下行，政府财力减少，国有资本划拨也面临不确定性，因此希望更多人缴纳社保，扩大养老金池子，以维持养老金的收支平衡。

　　解释合情合理，社会经济下行，政府财力减少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我国有9亿劳动力，他们正在各行各业辛苦地劳动着，劳动时间也远超世界平均水平，每年创造的财富是巨量的，为什么还会面临养老金入不敷出的危机呢?

　　而且官方数据显示，已经有10.7亿人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这个数字比劳动力人口还多，但底层劳动者为何还面临让人焦虑的养老问题呢?

　　根据2023年山东省成武县披露出来的数据，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金平均每月是七千多，企业职工养老金平均三千多，而城乡居民养老金平均只有170多元。

　　从这个金额来看，前两者还是可以靠养老金养老的，后者则不可能。

　　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城乡居民高达1.6亿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由于养老金过低，不少60多岁，甚至70多岁的农民还在从事保洁、保安、搬运、农业等底层工作。他们劳累一生，却老无所依。

　　劳动者养老金过低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直观的感觉，是分配不公：体制内的平均养老金普遍两倍于体制外工人，数十倍于农民。

　　但是，按照山东省成武县的数据，即使完全平均发放养老金，每人每月也只能拿到800元左右。

　　每月800元，生活在农村且身体健康的话，还能勉强维持生活，但生活在城市的话，是无法养老的。

　　这就意味着，当前整个养老金的总盘子，是不够全体老年人养老的。

　　为什么社会财富如此之多，但养老金的总盘子却如此之小呢?

　　养老金的发放，说到底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形式，而分配关系取决于生产关系，养老金总量不够的根源还在于生产关系上。

　　随着土地流转和快速城镇化，大多数劳动者处于雇佣劳动关系下，他们拿到的工资只是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由于缺乏工会对资方的制约，工人拿到的工资大多数是贴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是低于正常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

　　公开数据显示， 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普遍都在2000元左右，最低的江西刚好2000元，最高的上海2740元。

　　资方贴着最低工资标准制定酬劳制度，工人只有拼命加班，才能拿到四、五千元左右。

　　这样的收入，在城市租房和吃饭后，所剩无几，再拿出几百块钱交社保，压力可想而知。

　　尤其是一些非级线城市的劳务工，月薪还不到3000元，甚至还有不到2000元的，再交社保的话，连家庭日常开支都保不住。

　　简而言之，一些底层工人的工资只能满足生活需要，如果再交社保的话，连正常生活都无法保障。

　　另外，那些家庭作坊式微型企业，利润空间本来就极其狭小，如果强制社保的话，要么关门大吉，要么把社保缴费全部转嫁给劳动者。如此一来，只会徒增更多的失业人口。

　　再说了，强制社保后，养老金的分配会不会大幅度调整呢?是不是还是体制内两倍于体制外工人、数十信于农民呢?

　　我国早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那海量的财富到哪去了?

　　先说财政这一块。

　　我国去年的税收是17.4万亿，非税收入4.4万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6.2万亿，总共是28万亿。这些钱的去向，一是行政管理(体制内人员工资福利)，二是基础建设，三是偿还银行贷款及利息，四是给老百姓的福利和补贴。

　　当我国财政支出在2006年突破4万亿大关的时候，行政管理费也随之站上了约24%的比例高位。

　　从权威统计数据来看，1978年-2012年的3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增长了411倍，而同期财政总支出只增长了112倍。1978年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4.71%上升到了2012年的18%，在所有支出项目中处于领先地位。

　　2013年，我国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贴为7371.5亿元，当年财政总支出为13.97万亿，社保补贴占比仅5.3%，远低于行政管理费用的占比。

　　还有，财政支出中存在巨大的腐败和浪费。

　　腐败就不说了，随便一个部级干部抓出来就是几个亿的身价，甚至连厅局级也"毫不逊色”。

　　与腐败并存的，是地方政府投资的严重浪费。

　　这些年，披露出的地方政府巨额投资打水漂的案例，可谓举不胜举。比如2020年贵州独山县400亿的文旅工程投资，毫无效益。又如今年纪委披露出来的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瑶汉养寿城文旅项目，项目规划总投资16.5亿元，目前实际投资5.4亿元，已经烂尾。这些浪费的资金，足以支付当地老年农民每月1000元的养老金许多年。

　　再有就是不公正的财政补贴。比如北大和清华，一个学校的财政补贴都多于贵州一个省的教育补贴。

　　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理应精兵简政，压缩机关事业单位的福利待遇和各种特权享受，将财政收入更多地用于改善民生。

　　比如，解决全体劳动者的养老问题。

　　再说企业这一块。

　　2024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7.4万亿。

　　看上去不多，但这与利润核算方式有关，也就是企业高管作为职能资本家以中间费用的方式占据了许多的利润。比如，美团号称亏损，但不影响股东赚的盆满钵满，不影响高管们每年几千万的收入。又如国家电网也长时间亏损，但不影响大学生挤破了头也想进去上班。

　　连国家统计局也承认，今年1-5月份，规模以上企业的毛利润是增加的，但净利润却减少了。在当前的财务规则下，毛利减去净利的差额，主要是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这些非生产环节的费用，严重挤压了提高工人工资的空间。

　　比如，2024年A股491家上市药企销售费用总计3286亿元，平均销售费用占到营收比重的22.66%。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应当减少中间费用和高管的收入，全额给劳动者缴纳社保。

　　总的来说，社保基金紧张的背后，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投向与资本家包括企业高管占有了过多的利润所导致的。

　　那么，如何解决养老问题呢?

　　一是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我国现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是考虑了残疾人等因素制定的。按照国际一般标准，一个手脚健全的劳动者的最低工资，至少应为社平工资(即社会平均工资)的六成。目前多数省份的社平工资在7000-8000元左右，打六折的话，最低工资标准应在3500-4000元左右。

　　现实中，社平工资只能是社保缴费的基数，而不能成为最低工资发放的参考。也就是说，劳动者交钱的时候要参照社平工资，而拿钱的时候不能参照社平工资。

　　目前的做法，明显有失公平。社平工资作为社保缴费基数，是偏高的，因为全社会能达到社平工资的人只是少数。

　　以上海为例，2024年上海的社平工资是1.2万/月，但工资中位数只有6378元/月，仅为社平工资的52%，这里面明显反映了收入的两极分化的趋势，劳动者对社保缴费的抵触，其中一个原因就来自于这里。

　　因此，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非常必要的。体制内的人之所以对缴纳社保没有抵触情绪，就在于他们扣除社保之后，还有比较可观的收入，缴纳社保使得退休之后有所保障，当然是愿意的。

　　二是在限制劳务派遣和小时工使用的前提下，由雇主为劳动者缴纳社保，免除个人缴纳部分。

　　社保实际上是工人工资的一部分，本来就应该由雇主来支付。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劳动保险制度的时候就明确规定：“劳动保险金，不得在工人与职员工资内扣除，并不得向工人与职员另行征收。”

　　现在劳务派遣滥用，国有企事业单位是重灾区，就连中小学教师、中专教师都有劳务派遣化的趋势。劳动关系不确定，雇主都难以确定，更不用说缴纳社保了。这种生产关系极大地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降低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效率。国有企事业单位应该率先减少劳务派遣的滥用，全额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三是国家财政加大投入以扩大养老金池子，把城乡居民养老金(主要是农民)提高到每月1000元的水平。

　　我国目前有1.6亿城乡老人，把养老金提高到1000元每月，每年只需增加1.6万亿的财政投入，政府可以把削减下来的基建投资和纯粹浪费的政绩工程以及年底突击花掉的不合理支出，补贴到这里来。

　　总之，在财富喷涌而出的当下，解决养老问题并不难，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制定各种政策。

　　2005年，时任山西省省长看到矿区低矮破旧的棚户区，下决心解决煤矿工人的住房问题，要求市政府拿出一定的经费来投入。一开始，各部门都说有难处。省长说，拿不出的，就不准买新车，领导不准出国，不准上酒。结果，半年之后，钱都拿出来了。

　　如今，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政府财政收入，都远超二十年前，政府和企业应该共同加大对养老金的投入，真正实现劳动者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