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死》

　　许家印认罪了。

　　八项罪名、两万四千亿负债、数百万套烂尾楼、上百万个受重创的家庭，这些数字的背后，是资本逻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野蛮生长、自我吞噬的经典案例，是一个时代的资本狂欢与阶级悲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恒大展现的正是典型的利润私有化与损失社会化。

　　恒大的崛起，是一部地产资本与金融资本野蛮发展的历史。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的运动公式是G—W—G'，即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但在恒大的手里，如同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揭示的那样，这个公式被扭曲为G—G'的纯粹金融投机：许家印捕捉到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财政与住房商品化之间的巨大套利空间，他以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为手段，将金融资本的扩张本能发挥到极致。土地尚未开发，劳动者的预售款就已入账。楼盘尚未封顶，下一轮融资又已经到位。住房与土地，在过去的几十年已彻底异化为在金融市场上自我增殖的投机资本。而这种模式之所以能持续二十年，正是因为它完美契合了地方政府官员的GDP冲动和错误政绩观、金融资本的放贷欲望、以及普通劳动者对有产者身份的渴望——也就是说，它踏中了这片土地上资本大发展与私有化大发展的韵脚。

　　一方面，资本的发展，靠的是剥夺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其表现就是利润私有化。法院调查显示，许家印家族通过离岸公司、家族信托等资本世界的标准配置，向海外转移了至少77亿美元资产。仅2017年一年，就有60亿美元通过鑫鑫BVI等离岸工具流向境外。而这些资金的真实来源是什么?是恒大集团高达500多亿元人民币的历年分红。这些分红从哪里来的?是从劳动者们掏空六个钱包的购房首付款、从银行贷款、从供应商被拖欠的货款、从理财产品购买者的毕生积蓄中来的。这就是资本运作的秘密：将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吸纳进自己怀中，然后通过合法的财务手段将其转化为私人离岸账户上的数字。更讽刺的是，当恒大在2019至2020年间通过财务造假虚增5600亿元收入时，这些虚构的利润依然被用于支撑许家印家族的分红与套现。利润是真实的私有化，而创造利润的“收入”却可以是虚构的，何等荒谬，但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现实。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不可避免，而损失社会化就是资本危机的必然结果。当恒大的债务雪球滚到两万四千亿这个天文数字时，谁在承担其代价?不是许家印，其在海外的数十亿美元资产足够几代人挥霍，即便香港法院的冻结令恐怕也仅能触及冰山一角。也不是恒大高管，那些年薪千万的职业经理人是资本家寡头的同路人，他们早已赚得盆满钵满。显然，真正的代价，是那五六百万户掏空六个钱包却只等到烂尾楼的购房家庭，是那十万名被欠薪裁员的恒大员工，是那两万三千家被拖欠货款的上下游企业，是那三十万看着股票暴跌欲哭无泪的中小股东，更是整个中国经济为此承担的系统性风险。地方政府被迫接盘保交楼，归根结底用的是劳动者的钱。金融机构被迫计提坏账，最终侵蚀的是储户的利益。社会被迫消化烂尾楼带来的是资源浪费与民生困顿。资本和资本家阶级将社会财富吃干抹净，最终又将损失留给社会承担——归根结底，还是劳动者承担。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端是财富的积累，另一端是贫困、劳动折磨、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恒大模式折射出了一种畸形的发展观。在社会主义社会，住房产业本应是满足人民居住需求的民生产业，但在资本的主导下，它被异化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金融资本的优质抵押物、投机者的财富密码，资本无限增殖的中介工具。这种异化的背后，是土地制度、财税体制与金融体系的多重扭曲，是资本主义逻辑侵蚀社会主义肌体的恶疾，是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金填补财政缺口，自然有动力推高地价房价。金融机构将房地产贷款视为最安全的资产，自然有动力无限放贷。而劳动者在缺乏其他投资渠道的情况下，在私有制社会，在生存、教育、工作等多重因素的重压下只能将房产视为唯一可靠的财富储存手段。这三重因素地叠加，催生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巨大泡沫。而恒大不过是这个资本主义的击鼓传花游戏中最激进、最贪婪、也最脆弱的一环。当2020年三道红线这道迟来许久的紧箍咒终于落下时，恒大应声倒地，但倒下的何止恒大一家?整个行业、整个社会都在为过去二十年的野蛮生长付出代价，而付出代价最大的除了劳动者又能是谁?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恒大与许家印之流，展现的是资本如何将一个民族的居住需求转化为阶级分化的加速器。有产者通过房产实现了财富的几何级增长，无产者则为获得“有产者”的身份标签而背负终生债务。而当泡沫破裂，有产者早已通过资产转移完成了风险隔离，无产者却不得不承受房财两空的双重打击。这正是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批判的现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住宅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物质匮乏问题，而是阶级剥削的集中表现。

　　许家印的认罪，是一个地产寡头个人的法律终结，却远非资本逻辑的终结。只要利润私有化、损失社会化的资本逻辑依然存在，今天倒下一个恒大，明天还会有新的资本寡头以另一种面貌出现。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以社会主义的方式从根本上重塑房地产业的发展逻辑：让住房回归居住属性而非投机工具，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而非资本增殖，让土地回归公共资源而非地方政府的提款机。要实现以上这些，需要的不仅仅是政策的修修补补，更需要的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是更广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更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我们回顾这场资本野蛮发展所带来的阶级与时代悲歌时，只清算许家印一人，只清算恒大一家公司是远远不够的。其他地产寡头呢?其他行业的资本寡头呢?吃里扒外的金融买办们呢?为资本家阶级摇旗呐喊的专家、学者、媒体、影视、文艺等所谓文化阶级呢?那些遗忘了共产党人的初心，自甘腐化，争做资本店小二的“同路人”呢?

　　时代与人民的清算，终会到来。

　　借用迅哥儿的一句话，

　　“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