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主席逝世49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2023年底官方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丝毫没有提到毛主席是一位军事家，而转年在纪念另一位领导人的讲话中，却称赞其为“军事家”。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是错误的。今年9月9日是毛主席逝世49周年，9月3日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特此撰写毛主席的军事理论思想，以此纪念。

　　毛主席之前人类历史上有两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一位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孙武，其代表作就是《孙子兵法》，另一位就是德国19世纪初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其代表作是《战争论》。第三位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主席。他写了许多军事理论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毛主席不仅是军事家，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杰出的军事家。

　　一、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揭示战争的本质及目的

　　认识人类社会的军事现象，就是认识人类的战争现象。孙子和克劳塞维茨谈论军事理论，必然涉及到战争的本质。孙子兵法第一篇一开始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中地，存亡之道”即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是军队生死搏斗的手段，是国家存亡的途径。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这些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列宁曾给予克劳塞维茨极高评价。但战争是人类社会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离开唯物史观，不可能真正揭示战争的本质，也必然影响到对战争的规律、战争的战略战术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认识。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史观。他们不可能揭示战争的真正本质，不可能揭示战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不可能揭示战争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才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认识战争。恩格斯说，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阶级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的状况。列宁说，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经济、政治制度相联系。

　　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提出和阐发了战争的科学定义。他说“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的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这一定义包含三层含义：一是阐明了战争深层次的经济根源是私有制。因有私有制，才有物质利益的根本对立和阶级斗争，才有战争。二是战争确实是政治的继续和工具。政治是围绕权力进行的斗争，但政治不是孤立的一种社会现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归根结底就是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围绕统治权力的斗争。而围绕权力的斗争归根结底又是人们的物质利益根本对立的斗争。三是战争是运用暴力形式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解决阶级矛盾的一种特殊的运动形式。所以毛主席还说过：“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同上，第2卷，第480页)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同上，第479页)毛主席的上述思想无疑是人类军事理论上最伟大、最深刻的思想，它为毛主席全部的军事理论和实践活动奠定了最深刻、最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用历史发展和矛盾的方法揭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战争

　　孙子兵法和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只是研究了战争的某些一般规律，但他们不懂得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无法阐明战争的侵略性和正义性，因而不可能研究不同性质的战争的不同性质和特点。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发展变化的，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种基本矛盾在各个历史阶段必然表现为代表社会先进、正义、进步的力量与代表落后、邪恶、反动的势力的对立斗争。同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参与战争的政治目的也必然不同。因此在战争的具体性质上必然表现为两类性质的战争。列宁把战争区分为反动战争和革命战争。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193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历史上的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两类。1938年在《论持久战》中又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同上，第475—476页)战争性质区分为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和反侵略的正义的战争。一切旨在掠夺别国、征服别的民族的战争，是侵略的和非正义的战争。一切反抗外国侵略、谋求民族解放的战争，是解放的正义的战争。一切旨在消灭国内基本势力、奴役人民的战争，是反革命的非正义的战争，而一切反抗国内腐朽势力，谋求阶级解放的战争，是革命的正义的战争。也就是说，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战争，是反动的战争，一切适应历史潮流的战争，则是进步的战争。同时，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毛主席正是基于这种对战争性质的划分，强调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对待战争的态度：一是反对一切侵略的、反革命的、非正义的战争。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参加。”(同上，第476页)第二，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惧怕战争。如果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势力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必须用反侵略的革命的正义的战争消灭侵略的、反革命的、非正义的战争。如抗美援朝战争，毛主席的态度就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第三，要认真研究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特别是革命的、反侵略的、正义的战争的性质和特点。如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的，“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同是，第1卷，第171页)这种强调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理论也是毛主席军事理论的重要特点之一。

　　三、用实事求是思想研究战争理论和指导战争实践

　　孙子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在研究战争理论中，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如他的著名观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还强调指导战争要研究制约战争的五种客观因素即道、天、地、将、法。毛主席的军事理论思想显然接受了孙子兵法的这些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说，战争不是神物，乃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但毛主席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特别懂得唯物主义认识论即实事求是的思想在指导战争实践中的极其巨大的作用。他的全部军事理论都包含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是他特别强调要研究战争的客观规律。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色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同上，第1卷，第171页)二是指导战争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他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同上，第179—180页)三是在执行军事计划之后，还必须继续认识新的情况。他说：“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实际，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一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同上，第164页)四是反对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思想。毛主席说：“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同上，第2卷，第447页)

　　朱德同志评价毛泽东这一实事求是的军事思想时说：“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方法。”“这是我们进行人民战争所创造出来的新兵法，也即毛泽东同志的新兵法”(《朱德选集》，第168页)

　　四、马克思主义的暴力与非暴力理论的对立统一解读战争中的战斗力的本质

　　战争不是一般的政治，而是以暴力对抗形式表现出来的特殊的政治。暴力是战争的基本特征。克劳塞维茨指出“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古今中外战争，无一不是以暴力作手段，强迫对方服从自己意志的。可以说，没有暴力行为就没有战争。克劳塞维茨这种观点是对的。但他没有对战争暴力的构成因素进行全面的揭示，不懂得社会生活的暴力现象与非暴力现象的辩证关系，且把战争的暴力因素或者说战斗力简单归结为战争中的物质武器。“唯武器论”几乎贯穿于古今中外一切战争指挥员的普遍的指导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的一个参谋长说，战争的胜负“99%在于武器”，抗日战争初期的亡国论者就是单纯从武器的对比做出的错误的结论。抗美援朝初期联合国司令麦克阿瑟之所以强调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也是依仗美军具有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毛主席并不否定战争是暴力的运动，也不否认武器的重要作用。但不能把战争中的暴力现象与社会生活中的非暴力现象割裂和孤立起来，应该对战争中的暴力现象特别是武器的作用进行具体的分析。同时重视社会生活中的非暴力因素也是提高和发展暴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方面。

　　1、战争的战斗力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的因素。战争是敌我双方军队的剧烈对抗，战斗力是人和武器的对立统一。人和武器的有机结合所形成的物质力量就是战斗力。毛主席批评唯武器论时说，它“是战争问题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方法，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武器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绝对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同上，第469页)人的因素首先是军队的素质。军队素质包括为什么打仗、军队的纪律、军队的战术素养等等。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体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同上，第3卷，1039页)毛主席还说，由于这个宗旨，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具有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具有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具有人民战争所必须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其次人的因素还包括参与战争的人民群众。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不仅是指军队，还包括人民群众。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历次战争，都特别强调组织和发动群众。在第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发动和组织起来。在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人数之比是60万对80万，但参战的民兵和民工就有200万。所以陈毅同志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2、战争的战斗力还取决于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等各种因素。

　　战争不是孤立的一种社会现象，它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政治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些社会现象必然对战争的战斗力也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作用。一是经济的作用。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初期就非常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他说：“只有开展经济战线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阶级，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同上，第1卷，106页)二是政治的作用。孙子认为，政治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就说过，红军虽小确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而国民党的军队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官兵在政治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三是文化的作用。毛主席认为，革命的军队必须有革命的文化，革命的文化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者、革命的战争，对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是极其重要的。

　　五、用辩证法认识战争中的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关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战争实质上也是人的特殊的实践活动。实践具有物质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所以任何人的实践活动都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活动。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等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军事家都非常重视战争中的物质性因素，而不太重视战争双方的精神因素。如果说，也有强调精神因素的话，只是重视指挥员的主观计谋和方法，如《孙子兵法》中讲的制约战争的五大因素之一“将”。书中这类内容极其之多。克劳塞维茨在一定意义上也揭示了精神因素的重要作用，但他认为的主要精神力量是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及其民族精神。他们都没有认识到整个军队的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

　　战争中的物质因素，是战争赖以进行和决定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客观的物质条件。主要包括：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及其来源的经济和技术力量。人力和物质资源、自然等状况。战争中的精神因素，是指战争中的主观思维活动及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国家的意识形态、军事理论，士气、勇敢精神和心理状态等要素。战争是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统一。其中物质因素处于支配、主导作用，精神因素处于被支配、被决定的作用。一切战争的主观意识活动，都必须以敌我双方的物质因素为前提，都不能越过它所允许的限度。毛主席说：“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科研而且比现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同上，第1卷，第182页)毛主席还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因此毛主席在指导战争中既重视物质因素，也重视精神因素，包括指挥员和战士的精神因素。它历来强调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提倡同敌人血战到底的精神。抗美援朝初期，党中央部分领导者畏惧美国的飞机大炮先进武器。毛主席说，美国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他们打他们的原子弹，我们打我们的手榴弹。实践证明，钢少气多的志愿军战胜了钢多气少的美国侵略者。也证明了毛主席这一军事思想的真理性。作为封建时代的孙子和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的克劳塞维茨是绝对做不出上述科学结论的。

　　六、运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揭示战争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

　　战争实践中的事物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首先表现为现象的、偶然的、个别的、杂乱无章的。但唯物辩证法认为，现象中有本质、偶然中有必然、个别中有一般，杂乱无章中一定有内在的规律。黑格尔的历史观就特别强调这种思想。战争也是如此。也是一种必然的运动，也是有规律的。孙子兵法和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实际上就是揭示战争中的规律性的理论。但毛主席依据辩证法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理论提出，战争又区分为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战争的一般规律是指一切战争中普遍存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战争的特殊规律是不同条件下如时间、地域、性质等各种具体战争的内在的规律性。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开始开宗明义地强调指出“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同上，171页)

　　毛主席在研究战争规律问题上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错误倾向是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认为中国革命只要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只要研究俄国的战争的规律，或只要学习北伐战争的规律就可以了。博古、李德在指导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就是机械地照搬苏联革命的经验打运动战，导致红军丧失了根据地被迫长征。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了这种教条主义，指出我们要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学习北伐战争的经验。但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尊重中国革命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形，我们应该研究特殊的状况。我们如果只是照搬外国的教育和战争的一般规律，就一定是削足适履。毛主席用南橘北枳的例子形象地说明指导战争也一定要研究战争的具体的特殊的规律。所以毛主席在多篇文章，反复要求各级指战员要调查研究，要了解每一次战争的具体时间、地点、条件，在战争的一般规律指导下，制定具体的战略战术。另一种错误倾向就是单纯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不学习、不研究前人和他人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普遍的战争规律和方法。只重视自己在具体的战争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局部的特殊的规律、经验和方法，把个别、特别与一般、普遍割裂开来。根治这种经验主义的途径方法就是要加强学习，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要学习历史上和现实中成功战争的普遍规律和经验。

　　七、运用矛盾特殊性的原理，提出和阐发中国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的道路

　　毛主席在多篇文章中，强调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革命战争必须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唤醒了中国共产党人，八一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的第一枪。但是，历史上的革命战争都是把战争的重点放在城市，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伟大的十月革命，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在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最初目的和途径也是夺取大城市。但毛主席在领导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败后，痛感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是错误的。他下定决心探索一条中国革命的新的道路来。他毅然带领起义队伍来到井冈山，转年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建立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10月、11月，他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特征的中国革命是发生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他们的代理人的强大的武装力量绝对不允许革命发生在大城市，只能选择去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又由于封建割据及各军阀之间的混战等多种原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存在和坚持下来，并逐步壮大。毛主席又特别强调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不仅要直接进行军事的斗争，还要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毛主席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又指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革命正是在毛主席这一战争和革命战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力量经过二十多年的浴血奋战，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经过辽沈、淮海、平津和渡江战役，最终夺取政权，建立了新中国。毛主席这一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思想无疑是人类战争理论和思想的极其突出和辉煌的成就。这也是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绝对做不到的。

　　八、以马克思主义的战争理论为指导，批判单纯军事观点，提出和阐释党的领导和政治统帅军事的极其重要思想

　　本文第一点就指出，列宁和毛主席都肯定了克劳塞维茨的关于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是政治的继续等思想。但克劳塞维茨不懂得政治的本质是阶级斗争，政治与经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他的命题不是科学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政治现象的本质是围绕国家权力而进行的统治与被统治阶级的斗争，它既包括国家内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包括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不仅国内的政治斗争而且国际之间的政治斗争实质也是阶级斗争。正如毛主席所说，民族斗争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战争既然是政治斗争的继续，实质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直接依靠暴力形式解决的特殊的利益之争的斗争。

　　但是毛主席之前的包括孙子、克劳塞维茨的所有的战争理论都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视角认识战争的本质。毛主席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既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就需要用这种思想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1、他突出强调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共产党宣言》中不仅详细阐发了共产党人的理论、纲领和目标，而且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先进的革命政党的领导。毛主席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真正的人民军队。他秋收起义后的三湾改编中，就突出强调支部建在连上的正确主张。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之后，又多次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

　　2、他突出强调政治统帅军事的政治建军思想。以往的军事理论都只强调战争就是单纯的军事集团之间的武装斗争。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后，1929年红军内部发生的朱毛之争的实质就是是否用传统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导革命战争问题。古田会议通过的会议《决议》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就好”“军事领导政治”“军队只是单纯打仗的组织”的单纯军事观点，提出阐发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根据等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的意义。”

　　3、他突出强调以阶级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之后，相当多的红军指战员存在极其严重的雇佣思想，不懂得为什么打仗，认为红军队伍与历史上的军队包括国民党军队打仗只是为了生存、赚钱，升官发财。电影《古田军号》中一红军团长叛变革命后在阵地上面对红军叫嚣自己拿多少多少钱，正是典型的雇佣思想的表现。毛主席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他在井冈山时期，就特别强调加强军队以阶级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说：“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战。”(同上，第1卷，第63、64页)“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常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上，第4卷，第1492页)原曾泽生率领的原国民党第60军长春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0军后经过阶级教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根本改变，在抗美援朝战争汉江阻击战中的卓越表现典型地表现了以我军以阶级教育为核心的政治教育工作的极其强大的作用和威力。就连蒋介石都惊叹50军迸发出来的极其震撼的战斗力。

　　4、他突出强调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毛主席说，新型的人民军队与旧军队有根本区别，除为什么人打仗之外，还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军队在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现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同上，第2卷，第369页)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九、以辩证法为指导，建立详细具体的战争指导的具体原则和具体的战略战术

　　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的共同点大多是深入研究和阐发一般战争的具体战略、战术的，特别是战争中的各种矛盾关系。这也是他们之所以在人类军事理论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的重要原因。毛主席的军事理论也必然涉及到战争的战略和战术。毛主席是一个唯物辩证法的大哲学家，他对于战争中的各种矛盾如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关系、军事进攻与防御、进攻与退却的关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规律、阵地战与运动战、正规战与游击战、战争中的强与弱、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全局与局部、计划性与灵活性等许许多多的问题研究的比孙子兵法和克劳塞维茨更深入、更细致、更全面。

　　例如：在集中优势兵力集中歼灭敌人这一思想，孙子兵法讲：“我专而敌分”，“以众击寡”(尽可能集中我方兵力，分散敌方兵力，就能够集中优势歼灭敌人)。克劳塞维茨强调“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数量还是在战略是都是最普遍的制胜因素”，要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造成相对的优势“是战略是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毛主席在他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阐发了这一普遍规律。一是强调优势兵力是歼灭敌人的物质基础，“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是打歼灭战的基本条件，是实行战争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主要途径、手段，‘如毛主席所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十个师，不如歼灭一个师。”就是集中优势打歼灭战的思想。解放战争孟良崮战役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战例。二是实行这一战略或战术思想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散的辩证关系。不能不顾具体条件机械呆板集中大量兵力。如抗日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极其悬殊的条件下，企图依靠集中兵力打几场决战扭转战局是错误的。当时唯一的正确方针，就是分散兵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实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主席还认为，兵力的分散与集中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关系。关键在于条件 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十、运用群众史观理论，揭示战争的深层次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的人民战争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以往的所有军事家研究战争问题几乎都是直接参与战争的敌我双方统帅的战略、战术、计谋、方法。但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战争绝对不是单纯的军事集团、军队之间的暴力争斗，它不能离开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革命战争。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同上，第1卷，第122页。“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78页)。毛主席不仅从理论上深刻论述了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解决了在战争实践中如何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支持和参与革命战争的问题。

　　首先，毛主席指出，要群众参加战争，就必须提高群众的觉悟，就必须关心群众的生活，代表群众的利益。他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拿出全力支援前线，“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吗，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同上，第1卷，第124页)其次，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说，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强调动员群众“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毛主席还具体论述了政治动员的基本内容和方法。“要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要把实现战争政治目的的步骤、方法和政策告诉广大群众，要用革命理论把全体军民武装起来，再次，在战争进程中，要充分发挥人民和士兵的作用，并争取敌军内部的群众。

　　进行人民战争，还要努力做到几个结合：一是军队的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二是正规部队与民兵相结合，三是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四是武装斗争和其它各种形式的斗争相结合。

　　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历史观都是英雄史观，他们绝对看不到人民群众在战争进程中的最终决定作用，也就不可能阐述人民战争的思想。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无疑是人类军事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无疑是毛泽东思想中的极其重要内容。他之所以能够阐述如此深刻而伟大的军事理论，一是因为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通和应用，是我们党内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二是毛主席自始至终亲身参加并领导了波澜壮阔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实践，并将极其丰富、生动、具体的感性事实和经历提炼和上升到理论特别是哲学的高度。所有这些孙子和克劳塞维茨无疑是根本做不到的。今年在纪念毛主席逝世49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学习和研究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不仅对于一般战争特别是革命战争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其中体现的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思想等一系列思想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2025年8月20日